20、巨人

从物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待遗传的基本结构：染色体。就这一点而言，薛定谔的演讲（以及他后来的书）确实可以被称为“半通俗”。1943年，大多数生物学家并不知道量子物理和化学键的最新进展。（当弗里茨·伦敦和沃尔特·海特勒发现化学键时，薛定谔也在苏黎世。《生命是什么？》却没有提到莱纳斯·鲍林。）薛定谔表明，从已知的物理学知识来看，基因必须是“非周期晶体”，也就是说，“一个由重复单元组成的规则阵列，但其中各个单元都不尽相同”。[1680]换句话说，它的结构对当时的科学来说尚不完全熟悉。他解释说，单个原子的行为只能在统计学上了解，因此，对于能够以极高的精确度和稳定性进行工作的基因来说，它们的尺寸必须最小化，所含的原子数也必须最少。通过再次运用最新的物理学知识，他还表明可以根据染色体计算出单个基因的大小（他给出的数字是300埃，1埃=10—10米），并从这一结果进一步计算出每个基因包含的原子个数和造成突变所需的能量值。他说，突变率与这些计算结果具有良好的一致性，突变本身的离散特性也与计算结果对应良好。这让人回想起量子物理的性质，即中间能量水平是不存在的。在1943年，所有这一切对大多数生物学家来说都是全新的，但薛定谔更进一步，推断基因必须由一种很长、高度稳定且含有一种密码的分子组成。他将这种密码与摩尔斯电码相比较，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数量很少的基本单位也能产生极大的多样性。[1681]因此，薛定谔是使用“遗传密码”一词的第一人。正是由于这一点，加上物理学与生物学之间存在关联的事实，吸引了生物学家的注意，并造就了薛定谔的演讲和随后著作的巨大影响力。[1682]在他的推理基础上，薛定谔得出结论，基因一定是“一个大的蛋白质分子，其中每一个原子，每一个基团，每一个杂环，都起着独特的作用”。[1683]他说，染色体是用密码书写的信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薛定谔的基本贡献是将新的物理学应用于生物学，因此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到，就在他发表演讲的时候，在大西洋另一边的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奥斯瓦尔德·托马斯·艾弗里正在发现位于基因核心的“转化因子”不是蛋白质，而是脱氧核糖核酸，或称DNA。[1684]

当薛定谔将他的演讲结集出版时，他加上了一章结语。即使在青年时代，他也一直对印度教的教义吠檀多很感兴趣，在该书的结语中他思考了印度教思想的中心问题，即小我与“全知的大我”是完全相同的。他承认这在基督教的思想中“既是可笑的，也是亵渎神灵的”，但仍然认为该想法值得进一步发展。当时天主教氛围浓厚的都柏林出版社正在考虑是否出版他的演讲内容，这段结语足以导致该出版社拒绝了薛定谔，即使该书的文本已经排版完毕等待印刷了。该书于一年后的1944年改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尽管结语充满争议，但这本书证明了自己强大的影响力。它可能是有史以来物理学家所撰写的最重要的生物学著作。该书的影响力也与出版时有关：当时相当多的物理学家因为原子弹的发展而对自己的学科心生厌倦。无论如何，在阅读过《生命是什么？》并为其中的观点感到兴奋的人之中，包括了弗朗西斯·克里克、詹姆斯·沃森和莫里斯·威尔金斯。他们对薛定谔思想的深入研究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得到探讨。

从知识层面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显著的后果是科学的羽翼已经丰满。当然，我们已经见识过物理、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力量。雷达、巨人机和原子弹，以及许多较小的发现（诸如运筹学、新的心理评估方式、磁带和第一架直升机的诞生）都直接影响了战争的结果，远远胜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科学创新（如智商测试）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的影响。如今，科学本身已成为世界的巨人，或者也许是世界上唯一的巨人。此前的战争过后都伴随着悲观的时代，然而部分由于科学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笼罩着原子弹的巨大阴影，随之而来的却是相反的情绪，是一种乐观的信念，即科学能够被用来为全人类的福祉服务。这一信念终将催生出关于“伟大社会”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