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巨人

想法。然而，纵观整个1941年，遗骨的保管人对此想法犹豫不决，而直到当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不久，他们才下定决心将遗骨送往国外。[1672]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到24小时，驻北平日军就搜查了化石贮藏室，他们只找到了化石的铸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化石就安全了。它们被安放在几个军用提箱内，在一个排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的保护下被送往天津港。原计划是让这些化石搭乘“哈里森总统号”轮船回到美国。不幸的是，“哈里森总统号”在驶往港口的途中被击沉，这些化石也随之消失，再无踪迹。

周口店化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有助于阐明进化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进化论正处于混乱状态。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古生物学家们都持续专注中国周口店的发现而非爪哇或非洲的考古遗迹。理由很简单，因为惊人的发现一再在那里出现。例如在1939年，弗朗茨·魏登瑞报告，在周口店洞穴中发现的约40具人体骨骼中（其中15具是儿童），没有一具骨骼是完整的。实际上占绝大多数的都是头骨，而且是破碎的头骨。魏登瑞的结论引人注目：这些人是被杀害的，然后被吃掉了。这些遗骸来自一种原始宗教的早期杀戮仪式，杀人者吃掉了受害者的大脑，以获得他们的权力。虽然有了这些突飞猛进的观察结果，但进化论与已知化石之间的联系仍然不连贯，也无法令人满意。[1673]

1937至1944年间，四部理论性著作的出版消灭了这种不连贯性，在这四位作者的帮助下，一些19世纪的观念终于入土为安。这些研究创立了现在被称为“综合进化论”（evolutionary synthesis）的理论，产生了进化论实际作用方式的现代理解。这些著作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分别是：狄奥多西·杜布赞斯基的《遗传与物种起源》（1937）；朱利安·赫胥黎的《进化：现代综合论》（1942）；恩斯特·迈尔的《系统分类学与物种起源》（1942）以及乔治·盖洛德·辛普森的《进化的速度与模式》（1944）。他们试图共同解决的基本问题可以表述如下[1674]：随着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他的两个理论相对较快地得到了接受，但另外两个则不然。进化的思想本身（即物种的变化）很容易掌握，“分支演化”的概念同样易于接受，即所有的物种都源自共同的祖先。不那么容易被接受的则是逐渐进化的想法，以及进化的动力是自然选择。此外，尽管达尔文著作的标题是《物种起源》，但他没能提供物种形成的报告，没能解释新的物种是如何出现的。这造成了三大主要领域的分歧。分歧的主要观点表述如下：第一，许多生物学家相信“突变”，即进化的过程，不是渐进式的，而是存在着巨大的跳跃式前进。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物种之间的巨大差异。[1675]如果进化是渐进式的，为什么没有在化石记录中得到反映？为什么从来没有发现过“进化中途”的物种？第二，还存在“定向进化”的概念，即进化的方向在某种程度上是注定了的，生物体会莫名其妙地走向它们最终的进化命运。第三，人们普遍相信“软”遗传，这一理念更出名的说法是获得性遗传或拉马克主义。朱利安·赫胥黎是素有“达尔文的斗犬”之称的托马斯·赫胥黎的孙子，也是《美丽新世界》作者阿道斯·赫胥黎的哥哥。他是最早使用“综合”一词的人，但他是这四位中最缺乏原创性的一位。其余三位所做的努力将遗传学、细胞学、胚胎学、古生物学、系统学和人口研究的最新进展结合起来，以显示这些新发现如何在达尔文主义的大旗下组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恩斯特·迈尔是一位德国流亡学者，自1931年以来一直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他将人们对个体的关注引向了种群。他认为，物种包含大量个体且每个个体都与物种的基本原型相符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相反，物种是由种群，即独特个体的集群组成的，其中并不存在理想的基本类型。[1676]例如，世界各地的人种有显著差异，但也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实现异种交配。迈尔发展了这样的观点，即至少在哺乳动物中，重要的地理界限（比如高山或海洋）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因为这样的话不同的种群就被分隔开来并开始朝不同的进化路线发展。同样作为一个例子，这也可能发生在不同种族之间，并且可能已经持续了几千年，但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种族仍然远远不是表示物种定义的“孤立的遗传包”。俄国人杜布赞斯基在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开始之前的1928年逃到了纽约并与T. H.摩根共事。他概括地阐述了与迈尔相同的领域，但更为密切地关注了遗传学和古生物学。他成功地证明了世界各地不同物种化石的传播与古代地质和地理事件之间有着直接联系。杜布赞斯基还认为，北京人和爪哇人的相似性暗示着人类的血统可能更加简单，从而提示人类的祖先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与战前所认为的存在多个原始人种群的观点相比，他认为，地球在一段时间内被超过一种类型的原始人占据都是极不可能的。[1677]辛普森是迈尔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同事，他观察了进化演变的速度和突变率。他也成功证实了已知的基因产生的突变率能够形成足够的变异，进而说明我们在地球上所见的生物多样性。因此，经典达尔文主义得到了加强，而所有挥之不去的跳跃进化论、拉马克主义和定向进化论都被一扫而光。这些理论最终在1947年普林斯顿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尘埃落定（至少在西方是如此）。在此之后，所有对进化论有兴趣的生物学家通常都自称“新达尔文主义者”。

埃尔温·薛定谔于1944年出版的《生命是什么？》并不是综合进化论的一部分，但它在推动生物学的发展方面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薛定谔于1887年出生在维也纳，曾在毕业后留在维也纳大学担任物理学教师，后来辗转苏黎世、耶拿和布雷斯劳等地任教，最后回到柏林接替马克斯·普朗克担任理论物理学教授一职。1933年，他因参与（和沃纳·海森堡及保罗·狄拉克一道）第15章“物理学的黄金年代”中提到的量子力学革命而荣膺诺贝尔奖。就在获得诺贝尔奖的同一年，薛定谔出于对纳粹政权的厌恶而离开了德国。他曾当选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研究员，也曾在比利时任教，但在1939年10月，他移居都柏林，因为在英国，他将被迫与自己的“敌国公民”身份做斗争。

都柏林对薛定谔还有一个额外的吸引力，那就是新成立的高等研究院。该研究院仿照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设计，是爱尔兰总理埃蒙·德瓦勒拉的心血结晶。薛定谔同意在1943年开设公开讲座，并将主题定为对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尝试性融合，尤其是涉及生命本身和遗传最根本的方面。讲座被形容为“半通俗”，但实际上它对普通听众来说绝非易懂，因为其中包含了一定量的数学和物理学的专业知识。尽管如此，讲座仍然场场爆满，以至于原定只在2月的每个星期五举行的三场讲座不得不在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一再重复一遍。[1678]就连《时代周刊》也报道了都柏林对薛定谔的热列追捧。

在讲座中，薛定谔做了两种尝试。他思考了物理学家会如何定义生命。他给出的答案是，一个生命系统会从秩序中吸取秩序，即“从合适的环境中啜饮秩序”。[1679]他认为，这样的过程不能用蕴含熵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解释，因此他预测，虽然生命过程终将可以通过物理学加以解释，但它们将包含物理学的新定律，在当时还无从知晓。也许他的另一种说法更有趣、当然也更有影响力。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