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希特勒的礼物

之间，讲授的科目除了建筑、设计和绘画之外，还包括生物学、音乐和精神分析。曾在这里执教的学者包括约瑟夫·阿尔贝斯、威廉·德·库宁、奥西普·扎德基恩、莱昂内尔·法伊宁格和阿梅代·奥藏方。虽然这所学院位于美国南方，但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之中都能见到黑人的身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所学院成了一个杰出的诗人流派的根据地，并持续办学直到20世纪50年代。[1599]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兰克福学院和纽约大学的埃尔温·帕诺夫斯基美术学院也开始接收流亡学者担任教职。事实证明，希特勒的礼物，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1942年在皮埃尔·马蒂斯画廊举办的“流亡中的艺术家”展览，以及与之类似的其他展览，向美国大众介绍了重要的欧洲艺术家的作品。但这只是一个双向过程的开端。一些在马蒂斯画廊露过面的画家从未在美国感到舒适，于是一有机会就回到欧洲。其他人适应了美国并留了下来。每个人都用作品对他们所经历过的世界末日般的事件做出了回应。

贝克曼、康定斯基、施维特斯、柯克西卡和超现实主义者直接回击了法西斯主义以及它所表现出的对自由主义、理性和现代性的背离。夏加尔和里普希茨更加个性化地解读了事件，探索了犹太特性变化中的本质。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和皮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则立足他们所在的新国家，满怀期待并环顾四周。莱热亲口承认，虽然纽约等摩天大楼林立的城市让他感到震撼，但美国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并体现了美国强大生命力和“电场强度”的，是这个巨大国家的冲突和互补性，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机械力”。[1600]他画作中的色彩变得更大胆，更明亮，更简单，而他的黑色线条则变得更加质朴，不再是立体效果的一部分。莱热的美国绘画就像是亲近而神秘的广告牌。皮特·蒙德里安（他于1944年去世，享年72岁）最后的作品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容易理解的抽象派绘画。它们色彩鲜艳、生机勃勃，是闪烁的格子画。《纽约市》、《纽约市1》、《布吉伍吉舞的胜利》和《百老汇布吉伍吉舞》都闪烁着律动和兴奋，表现出从空中或摩天大楼的顶部看到的曼哈顿网格般的街区，捕捉着这个新大陆棱角分明而毫无特征的美，同时表现出抽象和表现主义的风格，强调了新世界中旧的范畴是如何被分解的。[160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举办了其他展览，主要集中在纽约，展示了生活在美国的欧洲艺术家的作品。“战争与艺术家”展览于1943年开展，1944年举办了“解放沙龙”展览。这些展览上有价值的不再是美国影响流亡艺术家的方式，而更多的表现出流亡艺术家对美国年轻艺术家的影响，这些年轻艺术家急切地希望看到欧洲人所能创造的一切。他们的名字是威廉·德·库宁、罗伯特·马瑟韦尔和杰克逊·波洛克。

希特勒送给新大陆的最好的一份礼物就是阿诺尔德·勋伯格。一旦纳粹上台执政，毫无疑问，这位作曲家就不得不离开德国了。虽然他在年轻时就从犹太教改信基督教，但纳粹当局完全对此视而不见。于是在1933年，他重新回归了犹太人的信仰。同年，他被列入“文化布尔什维克分子”的黑名单，他在柏林的教授职位也遭到罢免。然后，他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来自波士顿的邀请函，请他前去大提琴家约瑟夫·马尔金创办和指导的一所小型私立音乐学校任教。勋伯格立即接受了邀请，并于当年10月抵达美国。

然而，美国并没有完全准备好接纳勋伯格，初到美国的前几个月对他来说非常艰难。这里的冬天寒冷刺骨，他的英语水平并不高，学校的学生人数也不多，他的作品对于乐队指挥来说也过于艰难。他一有机会就搬到了洛杉矶，至少那里的气候更宜人。他一直住在洛杉矶直到1951年去世，在此期间他的名声逐渐蔓延。在他搬到洛杉矶之后一年多，勋伯格被任命为南加州大学音乐系教授。1936年，他接受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职位。他从来没有放弃音乐上的追求，并成功地抵御了好莱坞的花言巧语：当米高梅电影公司询问他是否愿意创作电影配乐时，他故意开出了离谱的要价（五万美元），不仅打消了他们的念头，而且让他们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1602]

他在美国创作的第一首作品是为一个学生管弦乐队所写的轻音乐片段，但随后而来的就是《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第36号）》（Violin Concerto，Op. 36）。这部作品不仅是他的美国首演，也是他创作的第一首协奏曲。它丰富而充满激情，对勋伯格来说，虽然它在形式上相当传统，却对小提琴手的演奏指法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勋伯格一直自视为一个保守派，致力于寻找一种新的和声，却从未真正（在他自己看来）找到它。

比勋伯格年轻20岁的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不是犹太人，事实上，他具有“纯正”的德国血统。但他完全没有任何民族或种族主义情感，而在他的帮助下成名的弦乐三重奏乐团中就有一名犹太人，因为他觉得完全没有理由打破这一纽带。这成了纳粹用来攻击他的一个污点。另一个污点则出自1927至1934年他在柏林音乐学院任教之时。当时的他已成为备受瞩目的德国作曲家，拥有一批狂热的追随者，尤其包括了为一些有影响力的报纸供稿的音乐评论家和指挥家威廉·富特文勒。但戈培尔并不为所动，因而欣德米特也被打上了“文化布尔什维克分子”的标签。在土耳其的教职结束之后，他于1937年去了美国。贝拉·巴尔托克、达律斯·米约和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随后都一道去了美国。许多大师级的演奏家已经将经常旅行视为理所当然之事，他们对美国也已经非常熟悉，而美国也已经熟悉了他们。阿图尔·鲁宾斯坦、汉斯·冯·比洛、弗里茨·克赖斯勒、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和米沙·埃尔曼都于30年代末期在美国安顿了下来。[1603]

正如勋伯格所发现的，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艺术家的大本营，唯一能与纽约相抗衡的正是洛杉矶，在那里，名人之间住得近，堪称“眉睫之间”（用洛杉矶的方言来说）。除了勋伯格之外，住在洛杉矶的名人还包括托马斯·曼、贝尔托·布莱希特、利翁·福伊希特万格、西奥多·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奥托·克伦佩雷尔、弗里茨·朗、阿图尔·鲁宾斯坦、弗朗茨·韦费尔和阿尔玛·韦费尔夫妇、布鲁诺·瓦尔特、彼得·洛尔、谢尔盖·拉赫曼尼诺夫、亨利希·曼、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曼·雷和让·雷诺阿。[1604]历史学家劳伦斯·韦施勒甚至绘制过一份“另类”的好莱坞地图，标示出知识分子和学者的住宅地址，而不是更加传统的标示电影明星住宅的地图——这值得一做，但在今天的世界绝对不可能具有像当时一样的吸引力。[1605]阿诺尔德·勋伯格的遗孀过去经常在观光巴士停靠时，把她的客人带到房子外面，以此来逗乐他们。观光巴士会停在勋伯格的房子外面，在那里可以清楚地听见扬声器传出的导游声音。随着游客的视线透过花园望向宅子，导游会说：“在左手边你能看到秀兰·邓波儿还在拍电影时住过的房子。”[1606]

瓦里安·弗赖伊仍在哈佛求学时，他曾与一位名叫林肯·柯尔斯坦（Lincoln Kirstein）的同学合作编辑过一份大学生文学杂志。和弗赖伊一样，柯尔斯坦后来去了欧洲，并将旧世界的一部分文化带回到美国。然而，对于柯尔斯坦来说，移民与战争、反犹主义和希特勒之间都没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