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希特勒的礼物

933年5月正式开始运营。由于大萧条仍在肆虐，工作机会仍然稀缺，所以该委员会不得不小心行事。委员会的第一项任务是评估问题的严峻程度。1933年10月，应急委员会副主席爱德华·R.默罗（Edward R. Murrow）经统计得出，在240所研究机构总计27 000名学者中，不下2000人失去了工作。这个数目非常庞大，而将这些人大规模地移民美国不仅会产生取代美国学者的风险，还有可能引爆反犹情绪，因此需要采取一种能够限制移民美国的学者人数的政策。应急委员会最终将其政策确定为“帮助学者，而非全方面排忧解难”。因此他们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学术成就已获得认可的较为年长的学者身上。其中最知名的受益者就是来自哥廷根大学的理查德·库朗。[1590]

为帮助德国同胞做出最多贡献的两位数学家是奥斯瓦尔德·凡勃伦（Oswald Veblen，1880—1960）和R. G. D.理查森（R. G. D. Richardson，1878—1949）。前者是伟大的社会理论家托尔斯坦·凡勃伦的侄子，时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而理查森则是布朗大学数学系主任兼美国数学学会秘书。在数学学会的帮助下（该学会已正式加入了应急委员会），51位数学家在1939年欧洲战事爆发前被带到了美国，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数学家的移民总人数已近150人。每位来到美国的学者无论年龄大小，都找到了工作。与六百万在毒气室中丧生的犹太人相比，150人听起来并不算多，然而获救的数学家人数已然超过了其他任何领域的获救学者人数。如今，在世界顶尖的八大数学研究所中，美国独占三席，而德国则一无所有。[1591]

除了艺术家、音乐家和数学家之外，脱离苦海来到美国的还包括113位资深生物学家和107位世界级的物理学家，我们将在第22章详细介绍后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负所起到的决定性影响。学者们还受到了美国移民法一项特殊条款的帮助，这项条款由美国国务院在1940年设立，允许向处于危险之中，且“知识文化成就或政治活动对美国有益”的难民提供“应急访问”签证。戏剧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作家斯特凡·茨威格和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都利用应急签证来到了美国。[1592]

在所有旨在帮助具有重要研究成果的知识分子的计划中，没有哪个计划的出色程度和有效性能比得上德美自由友好同盟组织的应急救援委员会（ERC）。友好同盟此前由遭到德国驱逐的社会党领导人保罗·哈根（又名卡尔·弗兰克）创立，旨在为反纳粹活动筹集资金。1940年6月，在法国与德国签署了包含臭名昭著的“按需投降”条款的停战协定后三天，友好同盟的成员组织了一次午餐会，讨论该如何帮助在全新的、且更加危险的环境下受到威胁的个别知识分子。[1593]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应运而生，并立刻筹集到了三千美元经费。此次午餐会提出的目标，是列出一份重要知识分子名单（包括学者、作家、画家和音乐家），他们应当身处险境且有资格获得特殊签证。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瓦里安·弗赖伊（Varian Fry）受命前往法国，去尽可能多地寻找受到威胁的知识分子，并帮助他们脱离险境。

弗赖伊身材单薄，戴着眼镜，毕业于哈佛大学。他曾在1935年到访德国并目睹了惨绝人寰的纳粹大屠杀。他会说德法两种语言并对这两个国家仍健在的作家和画家非常熟悉。在当时的美国，反犹主义情绪高涨，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拜访白宫的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并争取她的支持。第一夫人答应帮忙，但我们根据随后国务院的举动判断，她的丈夫并不支持她的观点。1940年8月，弗赖伊怀揣三千美元抵达马赛，脑子里牢记着一份两百人的名单，因为他认为携带纸质名单太过危险。这些名字是通过一种特定方式收集的。托马斯·曼冒着风险提供了德国作家的名单，雅克·马利丹和扬·马萨里克分别提供了法国和捷克的作家名单。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院长阿尔文·约翰逊提供了人文学者名单，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则提供了艺术家名单。一开始，许多弗赖伊试图帮助的学者（尤其是艺术家）并不想离开欧洲。巴勃罗·毕加索、亨利·马蒂斯、马克·夏加尔和雅克·里普希茨都拒绝移民（夏加尔天真地问美国有没有“任何品种的奶牛”）。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愿意离开，但不愿为此做任何违法的事。帕布罗·卡萨尔斯、安德烈·纪德和安德烈·马尔罗都拒绝了弗赖伊的帮助。[1594]

弗赖伊很快明白过来，并不是他名单上的所有人都面临着生命危险。而犹太人以及纳粹主义更加直言不讳的长期政敌则的确身处险境。与此同时，逐渐明朗的形势是，如果许多非常著名的非犹太裔“堕落”艺术家受到法国维希政府的保护，那么还有多得多的不知名人物处在真正的危险之中。因此，在没有请示纽约的情况下，弗赖伊改变了委员会的政策，着手帮助尽可能多的满足特殊签证条款的人，不管他们在不在他的名单之上。[1595]他创建了美国救助中心这一“前线”组织，地点设在马赛的格里尼昂大街，向难民们提供日常援助，包括小额现金资助，帮助办理证明文件或与美国联系等。与此同时，他成立了自己的秘密网络，在几位法国地下党成员的帮助下，将经过筛选的难民从法国运往葡萄牙，并在那里使用特别签证乘船前往美国。他将马赛北部的“美丽空中别墅”作为“安全屋”，在那里给难民们发放伪造的证明文件和当地指南，并指引他们经由比利牛斯山隐蔽而险峻的道路通往自由。通过这种戏剧性的方式得以逃出生天的著名人物包括安德烈·布雷东、马克·夏加尔、马克斯·恩斯特、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康拉德·海登（希特勒评传的作者）、亨利希·曼、阿尔玛·马勒—韦费尔、安德烈·马松、弗朗茨·韦费尔和古巴画家威尔弗雷多·拉姆。弗赖伊总共帮助了约两千人，十倍于他最初被派来拯救的人数。[1596]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当时弗赖伊已返回美国）之前，美国公众大体上对欧洲难民的困境漠不关心，并对其中的犹太难民怀有明确的敌意。美国国务院许多身居高位的官员本身就是排犹分子，甚至包括助理国务卿布雷肯里奇·朗，他憎恨弗赖伊的所作所为。弗赖伊还时常受到美国驻马赛领事的部门政策的骚扰，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弗赖伊在1941年9月遭到逮捕并被维希政府短暂监禁，美国领事也脱不了干系。[1597]尽管如此，在1933至1941年之间，仍有数千名科学家、数学家、作家、画家和音乐家渡过了大西洋，他们中的许多人永久留在了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New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院长阿尔文·约翰逊带领90位学者创建了一所“流亡大学”，其师资力量包括汉娜·阿伦特、埃里希·弗洛姆、奥托·克伦佩雷尔、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欧文·皮斯卡托和威廉·赖希。在编纂突破性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过程中，约翰逊与这些学者中的大多数要么见过面，要么曾有通信来往。[1598]后来在法国沦陷后，他还创建了另一所流亡学院，即自由高等研究院（École Libre des Hautes Études）。拉斯洛·莫霍利—纳吉在芝加哥重新创建了一所新的包豪斯学院，他的其他前任同事则创建了一所类似的学院，即后来的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这所学院坐落在北卡罗来纳州海拔2400英尺的山林和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