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希特勒的礼物

有这样一张著名的照片，拍摄于1942年3月纽约皮埃尔·马蒂斯画廊的“流亡中的艺术家”展览期间。皮埃尔·马蒂斯是画家亨利·马蒂斯之子，自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是曼哈顿一位成功的艺术品商人，却从未举办过此类展览。照片中出镜的人们都身着“体面的”西服或花呢外套，他们是：（前排）马塔、奥西普·扎德基恩、伊夫·唐吉、马克斯·恩斯特、马克·夏加尔、费尔南·莱热；（后排）安德烈·布雷东、皮特·蒙德里安、安德烈·马松、阿梅代·奥藏方、雅克·里普希茨、帕维尔·切利乔夫、库尔特·塞利格曼和尤金·伯曼。阵容如此强大，质量如此优秀的艺术天才极少（如果有过的话）能有机会济济一堂，评论家也对这场展览展出的艺术作品持有同样的看法。《美国信使》杂志以《希特勒送给美国的礼物》为题对此次展览发表了评论。[1584]

在1933年1月至1941年12月之间，104098名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来到美国，其中包括7622位学者，还有1500位艺术家、专门从事文化问题研究的记者或其他知识分子。这股流向美国的涓涓细流始于1933年，在1938年的“碎玻璃之夜”后迅速膨胀，却从未变成真正的移民浪潮。在当时，形势已经让许多人难以离开，而美国普遍的反犹主义和反移民情绪意味着仍有许多人都被拒之门外。自1924年以来，美国实行了移民配额制度，将每年的移民总数限制在165000人，其中每个白人国家的配额按照18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限制在当时各国人口总数的2%。然而在整个30和40年代，奥地利和德国的移民配额实际上从来没有填满过，所以在美国众多的人道主义行为之中，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统计学耻辱。

有的艺术家和学者逃到了阿姆斯特丹、伦敦或巴黎。在法国首都巴黎，马克斯·恩斯特、奥托·弗罗因德利希和格特·沃尔海姆组成了“德国艺术家团体”，后来更名为“自由艺术家联盟”，并举办了一场反对纳粹在慕尼黑举行的“堕落艺术展”的展览。在阿姆斯特丹，马克斯·贝克曼、尤金·施皮罗、海因里希·坎彭东克和包豪斯建筑师哈乔·罗泽组成了紧密的团体，保罗·西特罗昂则以他们为师资力量，建立了一所私立艺术学校。在伦敦，约翰·哈特菲尔德、库尔特·施维特斯、路德维希·迈德纳和奥斯卡·柯克西卡等知名艺术家纷纷加入了一个流亡知识分子群体，该群体拥有约200人的规模，分别组成了“流亡艺术家委员会的自由德国文化联盟”、“新英国艺术俱乐部”和皇家艺术学院等组织。这一联盟最有力的举动是于1938年在新伯灵顿画廊举办的“20世纪德国艺术展”。展览的名字故意取得平淡无奇，是为了避免得罪当时对希特勒施行绥靖政策的英国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哈特菲尔德和施维特斯还被当作敌国公民遭到羁押。[1585]在德国境内，奥托·迪克斯、威利·鲍迈斯特和奥斯卡·施莱默等艺术家避祸于“内部流亡”之中。迪克斯藏身于博登湖畔，在那里描山绘水。他称这段经历“无异于移民”。[1586]卡尔·施密特—罗特卢夫和埃里希·黑克尔则搬到了不起眼的小村子，希望能逃离纳粹的眼线。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则对所有的一切深感沮丧，选择自杀身亡。

但最重要也最值得注意的是前往美国的德奥移民，这不单单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这场知识分子的移民令20世纪的思想领域的景象发生了剧变。这可能是同类型的移民之中最为宏大的一次。

在希特勒对知识分子的残酷镇压昭然若揭之后，比利时、英国、丹麦、法国、荷兰、瑞典和瑞士分别设立了应急委员会，其中两个国家可以单列出来详述。在英国，各所大学的校长组成了学术援助委员会，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威廉·贝弗里奇爵士领衔。截至1938年11月，该委员会已为524位学者在36个国家安排了学术岗位，其中161人去了美国。许多英国大学的教职员工从薪水中拿出2%到3%的数额来筹集资金，而美国的学术同行听闻此举之后，也从大西洋彼岸寄来了相同比例的资金。通过这种方式，委员会一共筹集了约三万英镑安置善款。（直到1966年该机构才最终解散，在此期间他们继续支持着其他国家因政治或种族原因遭到迫害的学者。）一些流亡的德国学者组建了海外德国学者应急协会（Emergency Society of German Scholars Abroad），其宗旨在于为学术同行寻觅学术岗位。该机构还总结出了一份1500人的详细名单，列出了在德国国内失去学术岗位的学者姓名。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名单对其他的团体变得非常有用。1933年春，作为西化土耳其的举措之一，土耳其总统凯末尔·穆斯塔法·阿塔图尔克重组了伊斯坦布尔大学，应急协会也利用了这次契机。许多德国学者（其中包括保罗·欣德米特）受雇于此项计划，1935年，随着伊斯坦布尔法律学院升级为一所大学，也出现了类似的计划。这些流亡土耳其的学者甚至创办了他们自己的学术期刊，因为对他们来说要在德国国内或在英美两国发表论文是非常困难的。这份期刊所承载的领域无所不包，从皮肤病学到印度梵文。如今这本期刊的每一期都成了收藏品。[1587]

土耳其的这份德文期刊一共只发行了18期。不过希特勒送来的礼物哺育出一份更加经久不衰的期刊，即《数学评论》。这本新期刊的创刊号问世之时几乎无人知晓，毕竟大多数人在1939年都为其他事情所困。但《数学评论》（数学家们很快将其简称为MR）安静的登场亮相实则既激动人心，又意义重大。在那之前，世界上最重要的数学期刊是柏林的施普林格出版社创办于1931年的《数学及其相关领域中心期刊》，该刊物以数十种语言发表来自全世界的数学论文摘要。部分归功于物理学的黄金时代，也多亏了戈特洛布·弗雷格、大卫·希尔伯特、伯特兰·罗素和库尔特·哥德尔等人的研究成果，数学在当时蓬勃发展，而一份综合的文摘期刊有助于数学家之间保持沟通和交流。[1588]然而在1933至1934年，一个问题凸显出来：该刊物的主编叫奥托·纽格鲍尔（Otto Neugebauer），他同时也是哥廷根大学理查德·库朗麾下著名的数学系的一名教师他突然成了政治嫌疑犯，并于1934年逃往丹麦。直到1938年，他仍坚持担任《数学及其相关领域中心期刊》的编委会成员，但当时同为编委会成员的意大利数学家图利奥·莱维—奇维塔（Tullio Levi-Civita）却因犹太人的身份遭到罢免。出于同情，纽格鲍尔与其他几位国际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一道提出了辞呈。到了1938年底，俄国数学家代表也被终止了编委会资格，而流亡数学家甚至被禁止担任审稿人。据《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报道，出自犹太学者之手的论文如今已无法在《数学及其相关领域中心期刊》上刊载。

美国的数学家怀着不安和忧虑注视着欧洲大陆的形势发展。他们起初考虑过买下这本期刊，但柏林的出版社不肯出售，非但如此，施普林格出版社还做出了相反的举动，提出了两套编委会方案，从而产生两种不同版本的期刊，其一在美国、英国、英联邦和苏联发行，另一份则在德国及其周边国家发行。美国的数学家被这一侮辱彻底激怒，1939年5月，他们投票表决，决定创立属于自己的数学期刊。[1589]早在1933年4月，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官员就已开始考虑能够如何为个别学者提供帮助。他们为应急委员会筹措了所需的资金，并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