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无用的慰藉

尽管在德国和苏维埃俄国发生了如许的浩劫，尽管大西洋两岸都存在着普遍的失业问题，但新思想和新艺术作品的蓬勃生长却不可抑制。在某些方面，20世纪30年代是出人意料的多产年代。

在1929年华尔街股灾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时期，电影业突然迎来了有声电影。[1461]第一位充分意识到声音之于电影意义的导演是法国人勒内·克莱尔（René Clair）。第一部有声电影是阿尔·乔尔森主演、艾伦·克罗斯兰导演的《爵士歌手》。在电影历史学家阿瑟·奈特笔下，该片是早期“声音暴政”的范例之一，在其中原始噪音的运用几乎无孔不入，而这仅仅是因为声音是一种新技术。在早期的有声电影中，你可以听到野餐的人们嘎吱作响地咀嚼芹菜，而在放映演职人员名单之时，演员们是被穿着斗篷的其他演员介绍给观众的。广告牌上对有声电影的宣传语是首次“百分之百户外拍摄的纯谈话剧”，或“第一部全由黑人出演的纯谈话电影”。[1462]

克莱尔则要狡猾得多。实际上，一开始他反对声音的运用。在克服了自己的不情愿之后，他选择保守地运用对话和音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将声音与画面分离以增强效果。他没有表现关门的场景，相反，观众只听到了门关上的响声。克莱尔这项技术最显著的例子是影片《巴黎屋檐下》中的一场打斗戏，当时的场景是黑暗中的一条铁路边。路过的列车发出的轰鸣声，我们听到阴影中人们的打斗声和咕哝声却没有看到实景，这为电影增色不少。克莱尔的发明在本质上是一种新的电影语言，以一种暗示的方式来为影片添加信息、情绪和气氛，而这些都是前无古人的创举。[1463]

电影（特别是美国出品的电影）中出现心理变化，主要应归功于大萧条、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选总统，以及他于1933年迅速出台的旨在刺激经济复苏的新政救济措施。罗斯福新政为公众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乐观情绪，但总统出台政策的速度之快只强调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和深度。在好莱坞，随着大萧条的持续，传统的喜剧，甚至自有声电影以来成为时尚的音乐剧似乎也不再足以帮助人们应对30年代初期的严峻现实。观众仍然想借助电影逃避现实，但也存在着一种逐渐增长的需求，即人们希望看到能解决问题的真实故事。

在这方面，华纳兄弟的《小恺撒》是第一部票房大卖的写实影片，也是最早获得成功的警匪片（故事改编自黑道老大阿尔·卡彭的经历）。紧随其后，好莱坞很快推出了一长串类似的影片（仅在1931年就有50部上映）并引起了同样的轰动，题材涉及敲诈勒索、政治腐败、监狱暴行及银行倒闭等。这些影片包括《牢狱鸳鸯》（1930）、《满城风雨》（1931）、《人民公敌》（1931）以及《六个秘密》（1931），每部影片都让观众见识了头条新闻背后的真实故事。[1464]有些影片对社会浅尝辄止，但绝非所有的影片全部如此。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影片《逃亡》（1932）上映后，确实给苦役囚犯的生活带来了改变。《金发维纳斯》（1932）和《情重身轻》（1932）则直面了贫困问题。[1465]罗斯福当选总统后，电影界的基调再次发生转变。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贫民窟住房、失业或农业工人的境况）依然存在，但电影如今传达的主旋律是，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民主来解决，不管实际故事情节的结局是快乐还是悲伤，这个国家的个人悲剧背后都存在着系统性的政治错误。观众对“传记片”逐渐增长的喜好同样产生于相同的情感，即通过展现成功人士的英勇斗争来克服困难。林肯、路易·巴斯德、居里夫人和保罗·埃尔利希等人的传记电影都深受好评，虽然个中翘楚很可能是《左拉传》（1937），其中左拉为德雷福斯上尉的经典辩护桥段对反犹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而当时的反犹主义不但暴露了纳粹德国的嘴脸，在美国也同样非常盛行。[1466]

在1939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电影类型（从旅行纪录片到产品推销片）全都公开展出，但最突出的类型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拍摄方式，以全新的角度记录下20世纪30年代的风貌。它就是英国纪实影片（British Documentary）。在直白的娱乐片方面，英国不但已经远远落后于好莱坞，也同样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1467]然而，纪实影片的传统却另当别论。英国纪实影片早期的阳刚之气主要归功于帝国商品行销局电影组（Empire Marketing Board Film Unit），该机构于1929年以宣传为目的成立，旨在通过设计海报和小册子，促进大英帝国的其他地区增加对英国本土的食品供应。一位坚韧不拔的苏格兰人说服了行销局局长斯蒂芬·塔伦茨爵士，从而增设了电影组。这位仁兄名叫约翰·格里尔森（John Grierson），他曾在美国接受教育并对美国的广告技巧印象深刻。他对局长说，电影能够比文字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1468]格里尔森的目的是利用大导演的才华，诸如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Erich von Stroheim）和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 Eisenstein）等，将“现实生活”搬上银幕，表达以工人阶级为主的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戏码和英雄主义，他认为声音的发明使得这一切变得可能。对格里尔森来说，纪实影片是一种即将诞生的新艺术形式。[1469]早期反映渔民、陶工或矿工的电影几乎不包含戏剧性，更谈不上什么艺术性。在随后的1933年，电影组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英国邮政总局名下，并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470]正是在这里，电影组出品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纪实影片，格里尔森所渴望的崭新艺术形式终于诞生了。这些影片的风格并不统一。巴兹尔·赖特的《锡兰之歌》充满暗示，镜头温柔地交切，时而展现“采茶的永恒仪式”，时而切回茶叶商人刺耳的声音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乏味的画面。哈里·瓦茨的《夜邮》对接连好几代英国人来说可能是最著名的纪实影片（和其他此类影片一样，它也在学校播放）。该片追随着邮政火车于夜间从伦敦行驶到苏格兰，配以W.H.奥登（W. H. Auden）的旁白解说和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的背景音乐。选择奥登的决定堪称完美，他的诗作传达出火车热情洋溢的韵律、紧迫性以及驾驶火车的平凡，也表现出即使一封普通的信都可能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1471]

任谁听到邮递员的敲门声

不会心跳加速。

因为谁能忍受被遗忘的感觉？[1472]

英国人还要经历一场战争才能真正明白电影的宣传价值。然而在当时，德国人已经在宣传中生活了近十年之久——希特勒在控制艺术家的同时也插手了电影制片人的事业。在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被任命为宣传部长之后，他的首批举措就包含召集全德国最杰出的电影制作人，并给他们放映影片《战舰波将金号》。该片是俄国导演爱森斯坦在1925年为纪念俄国革命拍摄的力作，既是一部艺术电影，也是一部宣传利器。“先生们，”戈培尔在放映结束灯光亮起时宣布，“这就是我希望从你们的作品中看到的思想。”[1473]戈培尔想要的并不是过分露骨的宣传，他很聪明，也精于宣传之道。但他希望电影必须赞颂第三帝国：在这一点上不能存在任何异议。与此同时，他坚持认为每部电影必须在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