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无用的慰藉

恩所熟悉的一项调查，因为它发表于仅仅两年之前的1932年，它对英国人的阅读习惯进行了研究。这就是Q. D.利维斯（Q. D. Leavis）的《小说与读者大众》。Q. D.利维斯是F. R.利维斯（F. R. Leavis）的妻子，后者是剑桥大学英语系一位颇具争议的教师兼文学评论家。在当时的剑桥，“英语”是一门相对较新的学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成立的剑桥英语系，其主要师资包括赫克托·芒罗·查德威克教授和他的同事I. A.理查兹、威廉·燕卜荪以及利维斯夫妇。他们有两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一是相信文学是人类最高尚的思想冒险，是高于其他所有行为的人类活动，目的是为了造就符合伦理道德、因而最终令人愉快而满足的生活；其二是认为商业文化是对文学和思想的腐蚀。1930年，F. R.利维斯已经出版了《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他在其中认为，对艺术和文学“敏锐的鉴赏力”总是依赖于一小部分人，而“精致生活”总是至关重要地源于这小部分人“自发的第一手判断”。[1532]诗歌引领着高雅文化。

在剑桥，理查兹和利维斯夫妇身边围绕着许多科学家。燕卜荪初来剑桥时学的是数学，凯思琳·雷恩也在这里学习生物学，而学生文学杂志的编辑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其更加著名的身份也是科学家。毫无疑问，理查兹和利维斯夫妇都受到了科学的影响。正如利维斯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的，诗歌对他来说“属于‘问题的广袤集合’，其解决方法是主观看法而非科学方法或常规的经验法则：‘简单来说，这是个关于感觉问题的抽象观点和争论的世界。’诗歌是对主观性的引诱，因此对任何希望阻止当前意见和回应的人来说，诗歌都是最为合适的诱饵”[1533]。利维斯和理查兹的兴趣是了解“普通人”（与评论家相对应）对诗歌和特定诗作的看法，并为此进行了调查（类似于科学调查）来测量人们的反应。对这些调查“方案”的讨论在教室里引入了一种新的互动方式，在当时也颇具革命性。这是一次秉持客观和科学态度的尝试，正如《小说与读者大众》所做的努力一样。Q. D.利维斯在这本书里的自我感觉有点像考察文学的人类学家。

利维斯的关注焦点是“畅销书”，以及为什么畅销书从来没有被视为伟大的文学作品。她开篇的章节分析了发给畅销书作者的问卷调查，但该书剩余的部分却让前面部分黯然失色。在剩余的部分里，她基于史实描述了英国不断增加的小说读者群体。利维斯指出，在伊丽莎白时代最流行的文化形式是音乐，在17和18世纪，清教徒的良心捍卫了一系列文学经典，其目的是令人振奋，这反映了英国国教至少“在每个教区都安排了一位有教养的绅士”来帮助引领人们的文学品位。随后的变化都源自一件事：新闻业的发展和变化。在18世纪后期，随着诸如《闲谈者》和《旁观者》等期刊的受欢迎程度逐渐增长，小说的阅读量翻了两番。利维斯说，这种变化非常迅速，以至于小说的水准下降了。小说家加快写作速度以满足不断扩大的读者需求，从而催生了劣质的作品。随后，在19世纪初期，对于系列小说的需求意味着小说家被迫以较快的速度写作，而分期刊载也意味着每一期都必须尽可能地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来结尾。小说的水准进一步下降。最后，在19世纪末，随着轮转印刷机和现代报纸的到来（尤其是诺思克利夫勋爵和他的《每日邮报》的出现），小说的水准再次下降，到了“依据公众喜好而写作”的地步。利维斯说，在这些阶段中，小说获得了声望，然后又失去了。小说曾经是对人类基本道德本性的高雅探索，但从那以后它便急转直下，一步步沦为单纯的讲故事。在书的结尾，利维斯已经完全抛弃了她的人类学立场和科学公正性。《小说与读者大众》最终成了一部充满愤怒的作品，尤其是对诺思克利夫勋爵的愤怒。[1534]

然而，这本书确实为艾伦·莱恩和企鹅图书的成功提供了一些线索。利维斯提到的几位作者（海明威、G. K.切斯特顿和希莱尔·贝洛克）被列入了企鹅图书的早期书目。她说，海明威赞美了“普通人”，即与高雅人士相对立的记者形象；切斯特顿和贝洛克所采用的散文风格，虽然比报刊文章更加优美，但仍然明显属于报刊流派，经过精心打磨，对读者不作任何思想要求。[1535]这样的说法对莱恩有失公允。他的书目是混杂的，他也的确试图用一些作品来提高人们的眼界。比如第二批的十本企鹅图书就比第一批更好：诺曼·道格拉斯的《南风》、W. H.哈德逊的《紫土地》、达许·汉密特的《瘦子》、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爱德华时代》以及塞缪尔·巴特勒的《埃瑞璜》。1937年5月，莱恩推出了“鹈鹕丛书”，正是这一系列非虚构书籍为他带来了最大的成功。[1536]当时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或西方体制正面临着显而易见的问题。[1537]鹈鹕丛书（Pelican）事实上发端于1936年夏天，在艾伦收到了乔治·萧伯纳著名的明信片之后。萧伯纳表示他喜欢企鹅图书的第一个系列，同时推荐将阿普斯利·谢里—加勒德的《世界上最糟的旅行》作为“杰出的增补”加入企鹅系列中去。莱恩在此前已经放弃了这本书，理由是篇幅太长，如果仅售六便士将无法实现盈利。于是在回复萧伯纳时，他很谨慎地没有作任何承诺，但他确实告诉萧伯纳，他真正想纳入企鹅系列的是萧伯纳自己的《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苏维埃主义，写给聪明女性的指南》。萧伯纳简单地回复道：“多少钱？”[1538]在招募了萧伯纳之后，H.G.威尔斯、朱利安·赫胥黎、G. D. H.科尔和伦纳德·伍利也很快加入进来。正如这份书单所示，企鹅立即转向了科学并主要采取了中偏左的世界观。但如今已是1937年，世界正日益转向黑暗，为纠正这一趋势，莱恩推出了第三个创意：企鹅特辑（Penguin Special）。[1539]该系列的首部作品是出版于1937年11月的《德国将时光倒流》，作者是固执己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莫勒。作品的基调是辩论性的，但这本快速完成的书直接面对当时的困境，而这也是它成功的一个原因。这种紧迫的特点前无古人，让人们感受到企鹅特辑与图书出版业不紧不慢的传统风格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企鹅出品了36部企鹅特辑，其中包括《勒索还是战争？》、《中国为统一而奋斗》、《英国的防空》、《欧洲与捷克人》、《两战之间？》、《我们的粮食问题》和《波兰》（最后这本出版于希特勒入侵波兰前两个月）。[1540]

艾伦·莱恩和企鹅图书的立场对许多人来说往往过于偏左。但是从商业角度来看，其出版的绝大多数作品是成功的，平均单本销量达四万册，其中政治特辑的销量则达到六位数。[1541]在某种程度上，Q. D.利维斯对此感到迷惑不解。根据她的标准，严肃小说可能会曲高和寡，但事实上社会却对严肃小说有着合理的需求。因为不用提醒人们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时代。

对于艺术家克莱夫·贝尔来说，他所见过的最聪明的人毫无疑问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许多人和贝尔持有同样的看法，个中缘由不难发现。凯恩斯设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吸引着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和经济学家。凯恩斯还通过在伦敦金融城的一系列风险投资展现出学者身上罕见的商业头脑，也让自己轻松成了富翁，但这并没有对他的声誉造成影响。自《和约的经济后果》发表之后，凯恩斯一直处在不恰当的位置。只要涉及政策制定，他都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