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无用的慰藉

遇害，70%的城镇被毁。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暴行。在此之前，巴勃罗·毕加索已经接受了西班牙政府的委托，为将在1939年举行的巴黎世界博览会创作一幅油画。在接受委托之后，他已经拖延了一段时间。他憎恨佛朗哥，并且在当年年初创作了一首充满暴力意象的诗《佛朗哥的梦想与谎言》，旨在讥讽佛朗哥，并在诗中将佛朗哥描述为一条可憎的、几乎不成人形的多毛鼻涕虫。经过数月的犹豫之后，格尔尼卡遭受的空袭终于刺激他投入创作。在空袭发生后几星期内他便拿起了画笔，凭着心中燃烧的怒火，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了这幅长25英尺、宽11英尺的巨型油画。[1517]毕加索生平第一次允许观众观摩他的创作过程。他的伴侣多拉·马尔一直在场，用相机记录下这幅作品的进展；保罗·艾吕雅也是这个观摩小组的成员，他和克里斯蒂安·泽尔沃斯、安德烈·马尔罗、莫里斯·雷纳尔和让·卡苏一起，看着毕加索卷起袖子创作，过程中他们时常谈到戈雅，因为戈雅的作品曾记录了拿破仑战争的恐怖。[1518]这幅画作是毕加索四十年艺术生涯的集大成之作，充满深刻的内省和个人感悟，同时具有更加广阔的意义。[1519]它表现了一场黑白噩梦中一同受到惊吓的女人、公牛和马。小说家克劳德·罗伊当时还是一名法律系学生，他在巴黎世博会观赏完《格尔尼卡》后，认为它是“来自另一颗星球的信息。它蕴含的暴力让我目瞪口呆，以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焦虑让我哑口无言”。[1520]赫伯特·里德说：“艺术界很长时间都没有里程碑了。一个时代必须有一种荣耀感。艺术家必须对他的族人有信念，必须对他出身的文化有信心。这种心态在现代社会中已经绝迹了。即使有所谓的纪念碑，也只会是那些消极意义的纪念碑，也就是幻灭、绝望和毁灭的纪念碑。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也不可能脱离这个窠臼。毕加索的巨作就是一幅毁灭的纪念碑，是他极高天赋创作出来的愤怒和恐惧的呐喊。”[1521]

《格尔尼卡》超越了毕加索所有的作品。画面中有疯狂、尖叫的女人；有在痛苦中嘶鸣、眼球膨胀、痛苦不堪的马；还有邪恶的公牛。所有的意象都支离破碎，被战争和丧亲之痛扭曲了容貌。它们全都是黑白的，马的躯干上还带着报纸的痕迹。怀着深深的绝望，毕加索暗示着即使他的纪念碑也可能并不比一张报纸的寿命更长久。正如罗伯特·休斯所写道的，《格尔尼卡》是最后一幅伟大的历史绘画。[1522]它也是最后一幅重要的政治题材绘画作品，“意在改变大多数人思考和感受权力的方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战争画家”的作用将因战争摄影的出现而遭到淘汰。[1523]在战争初期，1940年的秋天，毕加索住在被德军占领的巴黎，纳粹调查了他的资产。他们搜查了他在银行的保险柜，将那里存放的他的画作清点造册。然后他们搜查了他的公寓。一个军官在一张桌子上发现了《格尔尼卡》的照片。他检查了照片，说：“这是你干的？”

“不，”毕加索回答说，“是你们干的。”[1524]

然而，有件事毕加索错了。《格尔尼卡》中的图像长久流传，至今仍能激发人们的共鸣。西班牙内战也是如此。乔治·奥威尔与共和军游击队一起在巴塞罗那城内和周边奋勇作战，创作了一部辉煌的杰作《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他解释了这场战争对他产生的催化作用：“西班牙内战和1936至1937年间的其他事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那以后我明白了自己的立场。自1936年起，我所写的严肃作品的每一行都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我所理解的极权主义和/或民主社会主义。”[1525]换句话说，奥威尔在1936年就明白了极权主义的模样，而其他人还需要几十年才能领悟这一点。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不仅传达了战争的恐怖、战场的寒冷、虱子和疼痛（奥威尔脖子中弹），同时也传达了战争的乏味。[1526]要避开寒冷或虱子的困扰是不可能的，但奥威尔在一段简短的旁白中说，他之所以能摆脱乏味是因为他在自己的背包里随身带了“几本企鹅书”。这是出版物中第一次提到30年代的新兴文学现象：平装书。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本身就是一本非常受欢迎的企鹅书，但奥威尔在西班牙能读到的书籍则不大可能具有特别高的文化品位。企鹅图书（Penguin Books）有着艰难且相当平凡的诞生过程。创立企鹅公司的想法产生于艾伦·莱恩（Allen Lane）的一次周末访问。那是1934年春天，他前往德比郡拜访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她的第二任丈夫、考古学家马克斯·马洛温。当时的莱恩是伦敦鲍利海出版公司的总经理。那个周末他过得非常开心，因为两位主人都兴致很高。（克里斯蒂常说：“考古学家是最佳的结婚对象，你越老他就对你越感兴趣。”）然而，在回家路上莱恩发现自己没东西可读。[1527]在埃克塞特转车时他得等一个钟头，从而有时间察看车站的书报摊，但目之所及全是杂志、廉价的恐怖故事和无聊的精装言情小说。于是就在第二天的公司晨会上，他和自己的两位兄弟迪克和约翰商讨了此事，这两位也是鲍利海的经理。莱恩说，他有个想法，创造一种新的图书形式：内容是再版的优秀虚构和非虚构作品，但装订成令人愉悦的纸质封面，这意味着这些书的定价可以低至六便士，远低于传统的精装本，仅相当于一包普通香烟的价格。他的想法并没有立即得到兄弟们的赞同。他们说，假如这些书定价六便士的话，怎么可能有盈利的空间呢？艾伦的回答只有一个词：伍尔沃斯（英国著名连锁零售商）。他坚持认为，由于这些平装书的价格便宜得让人难以想象，它们的销量之巨大也将让人难以想象，从而实现单位成本最小化和盈利最大化。艾伦的热情逐渐打动了他的兄弟们。在此之前也出现过便宜的书籍，但它们都没能像艾伦·莱恩那样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1528]他起初为这一系列新书所取的名字是“海豚”，因为海豚是莱恩的家乡布里斯托尔的市徽的一部分。但这个名字已被人捷足先登，“鼠海豚”也一样被占用了。不过，“企鹅”仍然可用。事实证明，让图书行业接受这一理念要比莱恩的设想艰难得多，企鹅书取得盈利花了很长的时间。根据莱恩的传记作家J. E.莫珀戈所说，伍尔沃斯一位高级采购员的妻子碰巧出席了企鹅图书的一次订货会，并表示她喜欢首批十本书的选题和封面设计。[1529]她丈夫随后下了一笔大单。

首批企鹅图书内容混杂。第一本书是安德烈·莫洛亚的《雪莱传》，其次是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接着是埃里克·林克莱特的《诗人的酒馆》、苏珊·厄茨的《克莱尔夫人》、多萝西·L.塞耶斯的《贝罗那俱乐部的不快事件》以及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在这些书之后是贝弗利·尼科尔斯的《二十五岁》、E. H.扬的《威廉》和玛丽·韦伯的《谪仙记》。第十本书是康普顿·麦肯齐的《狂欢节》。这是一张丰盛的书单，用莱恩一位朋友的话说，它没有造成思想上的新突破，却是明智而谨慎的选择。[1530]它很快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对于企鹅图书所产生的影响，当时所给出的某些社会学原因相较其他原因来说要更为合理。比如，有人认为书籍是大萧条时代逃避现实的一种廉价方式，或者，大型私人图书馆已不再可能存在于J. B.普里斯特利（J.B. Priestley）曾在《英格兰之旅》中提到过的较小的房屋之内，该书是对20世纪30年代英国社会变革的调查研究。[1531]但对企鹅图书的成功更好的理解来自艾伦·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