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无用的慰藉

办公室、商店和工厂涌出

来到傍晚的天空下；

得了警察的指引，去到烟雾缭绕的

放映厅里寻找解药

或下到运河边上求一个拥抱

直到死去。[1505]

读奥登的作品让人感到奇妙的平静，就像一个“和我们套近乎的陌生人”，这也许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动荡不安的世界里，他令人熟悉的清晰意象是我们可以紧紧抓牢的。[1506]他并不反对从社会学中汲取思想，也不抗拒借鉴盖洛普调查的信息。[1507]正如伯纳德·伯尔贡齐所观察到的，奥登后来的诗作有了更强的政治倾向，但真正体现奥登式风格的是他所发现的新“调色板”，即借用爵士乐、好莱坞音乐剧和流行歌曲（由于收音机的缘故现在已经空前地流行）的节奏，并经常在诗句中提到嘉宝和黛德丽等电影明星。

士兵爱自己的枪，

学者爱自己的书，

农民爱自己的马，

电影明星爱自己的长相。

世界到处充满爱

无论你置身何方；

有人为放荡的梅·韦斯特夜不能寐，

但你是我爱的姑娘。[1508]

模仿奥登风格的诗作很快出现，但奥登自己诗歌创作的质量和艺术激情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最出色的作品《西班牙》发表之后逐渐下降。1937年1月，奥登身在西班牙，不是为了像许多著名知识分子一样以战士的身份参加西班牙内战，而是为共和军驾驶救护车，虽然到最后这一愿望并未实现。在那里，他看到了共和军不同派系之间不顾一切的明争暗斗，而他们对牧师的残忍行为也令他震惊不已。尽管存在这些疑虑，但他仍然认为必须阻止法西斯获得胜利。在返回英国途中，他写下了《西班牙》，全诗的创作时间不到一个月。[1509]他的主要关切是自由主义、它的内涵以及它是否能够存在下去。

他们是为奉献生命而来。

从炎热的非洲切下那干燥的方块土地

被粗糙地焊接到善于发明的欧洲；

就在它江河交错的高原上，

我们的思绪具备形体，而我们的热病

显出威胁而清楚的形象。[1510]

然而，这首诗里还包含下面的内容：

今天，死亡的机会不可避免地增加，

在必要的谋杀中清醒地担负罪责。

乔治·奥威尔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在他所写的内战故事《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他强烈抨击了奥登的这首诗，他说这些诗句只可能出自“一个将谋杀只当作词语的人”。[1511]事实上，奥登也对最后这句诗不满意，后来将其改成了“在谋杀的事实中清醒地担负罪责”。随后他受到了攻击，理由是他和某些知识分子一样，赞成政治谋杀，并集体对苏俄发生的大恐怖视而不见。

奥威尔并没有继续为此抨击奥登。和奥登一样，奥威尔担心法西斯会在西班牙获得胜利，因此觉得有义务为此而战。许多其他人也怀着同样的信念。事实上，前往西班牙参加内战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范围之广令人瞩目：来自法国的安德烈·马尔罗、弗朗索瓦·莫里亚克、雅克·马利丹、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路易·阿拉贡和保罗·艾吕雅；除了奥威尔和奥登之外，来自英国的还包括斯蒂芬·斯彭德、C.戴·刘易斯和赫伯特·里德；来自美国的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翰·多斯·帕索斯和西奥多·德莱塞；来自俄国的伊利亚·爱伦堡和米哈伊尔·柯里佐夫以及来自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1512]之后将会出现的关于苏维埃制度的普遍幻灭，此时还没有到来，许多知识分子担心继德国和意大利之后，法西斯主义会进一步扩张（法西斯政党已经在芬兰、葡萄牙和英国，以及其他地方出现）。他们认为西班牙内战是一场“正义战争”。少数作家（其中包括乔治·桑塔亚那和埃兹拉·庞德）支持佛朗哥，因为他们认为他会建立民族主义和贵族式的社会秩序，从而挽救不可避免的文化衰退。还有一些信仰罗马天主教的作家希望回归基督教社会。当西班牙最优秀的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在民族主义阵营区域遭到无谓的杀害之后，一些作家也加入了战斗。这些作家从第一人称视角撰写了描写战争的作品。[1513]虽然这些作品提出的大多数问题都被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淹没了，但西班牙内战至少催生出了两部具有永恒价值的伟大小说，以及一幅同样伟大的画作。它们是安德烈·马尔罗的《希望》、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以及巴勃罗·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对西班牙内战的参与程度远远超过大多数知识分子，也远远超过一般作家力所能及的范围。他是一位技术高超的飞行员，花了很多时间为共和军购置坦克和战斗机，甚至为了筹集资金而远赴美国（获得了成功）。他的小说《希望》讲述了国际纵队的命运，尤其是飞行中队，从战争开始时的马德里到巴塞罗那和托雷多，以1937年3月的瓜达拉哈拉之战结尾。[1514]这部作品部分属于战斗日记，其他部分则是由国际纵队成员的经历和态度反映出来的哲学探讨。[1515]其根本主题是，在战争中单靠勇气是不够的，胜利属于最能组织勇气的一方。这样做的目的是传递两种不同的信息。《希望》出版之时战争仍在继续，所以马尔罗是在提醒他的战友，也是在提醒整个世界。作家认为，虽然革命无疑需要勇气，但战争的组织提出了完全不同的问题，事关纪律、等级和牺牲。马尔罗一方面坚定地关注着列宁和斯大林等最卓越的组织者，同时也指出了革命的内在危险，提醒读者组织工作可以是一种武器，就像任何武器一样，掌握在坏人手中将会是灾难。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作品《丧钟为谁而鸣》的时间背景设定在战争后期，一1937年的初夏。这时期非常重要，因为当时共和军的败相已经开始显现。故事情节集中在一群来自西班牙各地的共和军游击队员身上，他们的藏身之地位于法西斯战线后方，马德里西南方一百公里处，陡峭的瓜达拉马山脉的松树林的一个山洞里。与《希望》相比，《丧钟为谁而鸣》更多地研究了命运和背叛，书中的一些人物逐渐意识到他们为之而战的原因不可能获胜，并开始分析这种情况是谁造成的，又为什么会发生。海明威的观点是，西班牙人民遭到了背叛，背叛他们的不仅包括没有履行自身承诺的国际力量，还包括西班牙自己，以及利己主义、党派主义和散漫的个人主义。这部小说震撼人心的力量源于美国人罗伯特·乔丹所意识到的事实，即每场战争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战败的可能性会出现，然而这种可能性不能被承认，于是人们必须继续杀戮。这时候自由主义的良心去哪了呢？[1516]

在瓜达拉哈拉战役（即马尔罗小说的部分故事背景）结束后一个月，1937年4月26日，43架德国空军的亨克尔式轰炸机袭击了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小镇格尔尼卡（Guernica）。一架接一架的轰炸机在午后的阳光中飞临小镇上空，对这个古老而神圣之地毫无防御的屋顶、教堂以及广场进行扫射和轰炸。袭击结束后，格尔尼卡的7000居民中有16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