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思想浩劫

的物质基础这一思想，他声称孟德尔是错误的，与之相反，环境条件能够直接影响生物体的“遗传”。[1436]站在瓦维洛夫一边的科学家认为李森科实验结果的有效性值得怀疑，从未经过重复验证或通过进一步实验进行证实，而且公然无视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根据克列缅佐夫在《斯大林时代的科学》中的说法，李森科的支持者将对手诬蔑为“法西斯分子”和“反达尔文主义者”，并指出了瓦维洛夫的理论与德国生物学家和纳粹的优等民族思想之间的联系。在这个阶段，苏联农业科学院实际上似乎更倾向于瓦维洛夫，而不是李森科，至少没有接受后者的实验结果，并下令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国际遗传学会议原定于1938年在莫斯科召开，当时瓦维洛夫的盟友认为与外国遗传学家的交流一定会一劳永逸地消灭李森科主义。但随即到来的却是大恐怖时期。

1937年，九位主要的遗传学家遭到逮捕和枪杀（总共有83位生物学家和22位物理学家遇害）。[1437]这些遗传学家的罪名是坚持认为基因是遗传的基本单位，并且质疑李森科受到官方认可的春化概念。以遇害遗传学家为首的研究所要么逐渐衰微，要么被李森科的党羽接管。他自己篡夺了瓦维洛夫此前担任的职务，成为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他还进一步得到提拔，成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成员。尽管如此，李森科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完全打好。1939年，瓦维洛夫和其他逃过大恐怖浩劫（大恐怖于当年3月结束）的同事发出了一封长达六页的联名信，寄给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兼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要求废除李森科主义，重建传统遗传学。（日丹诺夫和他的儿子都是化学家。）[1438]1933年，T. H.摩根刚刚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更支持了瓦维洛夫等人的观点。[1439]他们在信中强调了李森科及其同伙的“野心”，其实验结果的不可靠，以及他的思想与达尔文主义和国际遗传学共识的不一致。这封信受到了重视，苏共秘书处（斯大林本人也是成员之一）决定由哲学家予以裁断。这次研讨会于1939年10月7日至14日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举行。所有四名“法官”都是红色教授学院的毕业生。53名各种各样的学者参与了这次讨论。从形式上看，苏共邀请的研讨人员是哲学家，这次讨论的目的是“定义遗传育种领域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作路线，必须动员该领域中的所有人员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和达尔文主义理论的真正发展而奋斗”。在某个层面上，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似曾相识。李森科主义者指控对手的工作“不切实际”，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果蝇，而他们自己使用的研究对象则是西红柿、土豆和其他有用的动植物。不过，李森科主义者不再认为其对立阵营是“法西斯分子”。因为苏联在1939年10月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以这样的说法是非常不恰当的。在遗传学家这边，他们指出李森科的实验结果并不可靠，认为他草率的理论性结论只会为苏联的农业带来灾难，人们会发现这些结论不能产生预期效果。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这次辩论是凌驾于达尔文主义之上的。至此，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在苏俄已混为一谈。[1440]生物进化的必然性被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学领域做了同样的假设，这让苏联名正言顺地成为了“进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也是其他国家终将到达的巅峰。

在哲学家的裁决中，他们发现李森科违背了苏联官僚政治的一些规则，但他们认同他的观点，即正统遗传学是“反达尔文主义的”，其方法是“不切实际的”。瓦维洛夫等人联名的“列宁格勒上书”（Leningrad Letter）没有带来任何改变。正统遗传学仍然处在次要地位，而李森科毫发未损，仍然占据着联名上书之前就已享有的所有官职。事实上，他的地位很快得到了巩固。1940年夏，瓦维洛夫因充当英国间谍的罪名遭到秘密警察逮捕。触发这一罪名的事实似乎是他与英国遗传学家C. D.达灵顿的通信来往，后者安排将瓦维洛夫的一本著作翻译成英文出版。秘密警察很容易就捏造了罪名，并弄到了瓦维洛夫的“供述”，以表明他是如何向英国人提供了苏俄遗传学研究的重要情报，而这一情报可能对苏联粮食的自给自足造成影响。[1441]

瓦维洛夫死在了狱中，与他一起死去的还有苏俄遗传学的大部分基业。他或许是死于大恐怖时期最重要的科学家，但遗传学/农业并不是唯一遭到摧毁的学科：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也深受其害。瓦维洛夫也许在俄国以外受到了比俄国内部更多的哀悼，时至今日他仍是一位受人缅怀的伟大科学家，而李森科就只是李森科而已。[1442]

1936年6月20日，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位于莫斯科郊外戈尔基市的乡间别墅中去世。他最早是在19世纪90年代以创作短篇小说成名的，在他去世之时，他可能是苏联最著名的作家、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他在1905年参加革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但在1906至1913年间一直住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1443]他的小说《母亲》（1906）被普遍认为是社会现实主义的先驱。这部作品是他在美国为布尔什维克筹募资金时创作的。作为列宁的朋友，他支持1917年俄国革命，并在此之后创办了《新生活报》。20世纪20年代初，出于对知识分子所受待遇的抗议，他再次离开俄国，但斯大林于1933年将他劝回国内。

对于那些了解这位作家和他糟糕的健康状况的人来说，高尔基的死并不出乎意料，但他死后诡异的谣言立刻开始流传。其中一个版本是他被掌管作家协会的官员亨里希·雅戈达杀害了，因为高尔基打算向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以及一些收回了对苏俄热情的人）告发斯大林的暴行。另有传闻则说高尔基被注射了“大剂量的心脏刺激剂”，包括莰酮和咖啡因等。根据这个版本的谣言，最终的罪魁祸首是外国政府资助的“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企图通过杀害公众人物以使苏俄社会陷入动荡。[1444]当维塔利·申塔林斯基在20世纪90年代获准接触到克格勃的文学档案之时，他发现了高尔基的文件。其中包含了两个版本的死因，“官方”版本和真实版本。看起来至少在理论上可能的是，高尔基的儿子之所以于1934年遭到谋杀，其目的是为了在心理上打垮高尔基。即使这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高尔基并不是苏俄政权的敌人。作为列宁的老朋友，他可能已经觉察到自己不得不在与斯大林有关的地方谨慎行事，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和高尔基之间逐渐冷淡。但正如克格勃的档案所表明的，在高尔基生前最后一次患病期间，斯大林曾两次看望了他。高尔基是自然死亡的。[1445]

即便如此，关于高尔基之死的流言仍凸显出当时的苏联作家和其他艺术家的生存环境并不乐观，与科学家同病相怜。在集体化运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十年里，苏俄的文学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它们更多的是由于当局的强迫所致，而不是任何审美创新的产物。第一阶段从1929至1932年，见证了无产阶级作家的崛起。他们追随的是斯大林而非列宁。这个运动由苏联无产阶级作家协会领导，将一些新的作家吸引至麾下。他们发起了一场反对旧文学类型的运动，并坚持认为，作家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应该保持“置身于社会之外，最好能够对社会提出批评”。因此，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攻击“心理主义”，理由是对个人行为动机的关心是“资产阶级思想”。作协也反对任何不从赞扬的角度刻画农民的文学作品。[1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