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思想浩劫

]贫农是高尚的，不应受到嫉恨。富农则不值得同情。作协参与建立了“作家旅”，这一组织的任务是描述党的官员的所作所为，尤其是集体化工作。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都饱受作协诟病。[1447]从1932到1935年，形势再度逆转。任何有头脑的人都能看出在作协的制度下，无甚才华或根本没有才华的人正将杰出的作家逼得陷入了沉默。于是，新颁布的措施为作家赋予了特权（别墅、养老院、疗养院、出国旅游），但他们还需要加入一个新的组织：苏联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已被废除，由苏联作家协会取而代之。然而，新的作协不仅仅是一个协会。它集中体现了正统观念的强制力：社会现实主义。正是这一信条的引入致使高尔基被召回了苏联。

社会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是三位一体的。第一，它要能够吸引受教育程度有限的群众，要有教导意义，“表现他们革命环境下的真实事件”。[1448]第二，写作不应该“过于抽象”，它必须是“行动指南”，并包含“歌颂”的基调，因为这可以让它“无愧于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第三，社会现实主义应当表现出对党的忠诚，或者“具有党的头脑”，这是对科学界“干部决定一切”口号的一种回应。[1449]然而，高尔基意识到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不大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一些大篇幅的项目，如俄国内战史、工厂的历史以及关于饥荒的文学是值得从事的，但它们注定是古板的，而不是富有想象力的。[1450]因此，高尔基的主要目的是确保苏联文学不退回老套的宣传中去。社会现实主义的巅峰时期是1935年在莫斯科的圆柱厅举行的苏联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First Congress of Soviet Writers）。为迎接这次大会的召开，这座大厅里装饰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这些不朽的文学巨匠似乎都不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巨幅画像。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扛着生产工具，成群结队地在会议中走来走去，提醒着苏联作家代表他们肩负的“社会责任”。[1451]高尔基发表了一篇模棱两可的演讲。他强调了他对革命中涌现的新兴人才的赞同，随即转而批评官僚，他说这些人永远不会知道当作家意味着什么。不过，这一逆耳之言不仅指向作家协会的官僚体制，也指向其他公务机构。他的言下之意是，社会现实主义必须是真实的，社会主义也一样，这也是瓦维洛夫在生物学界为之奋斗的要点所在。事实证明，这次大会上诞生的所有提案都淹没在了大恐怖的汪洋之中。就在同一年，二十位作家也在乌克兰遭到枪杀，此前，作家基洛夫已经遇刺身亡。与此同时，所有的图书馆都奉命撤掉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的作品。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斯大林开始向文学注入他个人的兴趣爱好。斯大林会打电话给帕斯捷尔纳克等个别作家，对具体作品作出评判（认可《静静的顿河》，反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岑斯克区的麦克白夫人》）。斯大林甚至审阅了L. M.列昂诺夫的《俄罗斯森林》，并用红色铅笔加以批改。[1452]

斯大林对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干涉则更富有戏剧性。曼德尔施塔姆的文件是维塔利·申塔林斯基在克格勃档案中发现的最令人动容的一份档案。曼德尔施塔姆曾在1934和1938年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之时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恰好在他家（她刚从列宁格勒赶来）。[1453]曼德尔施塔姆后来被尼古拉·希瓦罗夫审问，审讯内容以他的一些诗作为主，其中包括一首关于斯大林的作品。

问：“你可承认自己犯有撰写反革命作品之罪？”

答：“我是下面这首反革命诗歌的作者：

我们活着，感受不到国家的存在，

我们说话，声音传不到十步之外，

只要在哪里发出悄悄的声音，

克里姆林宫的山鹰都要将其阻隔殆尽。

手指如同蛆虫，又粗又肥，

话语重如四十磅的砝码，

蟑螂般的大眼珠露喜含笑，

两只长筒靴总是光彩闪耀。

他身边簇拥着一群细脖子的头头，

他就玩弄着这些半人半妖的仆人，

有的吹口哨，有的学猫叫，有的在号哭，

只有他一个人拍拍打打，指天画地。

他发出的命令如同钉马蹄铁掌——

钉向屁股，钉向脑门，钉向眉心或腹股沟，

每判人一次死刑，他就感到愉快，

而且还要显示出奥塞梯人宽广的胸怀。

曼德尔施塔姆还写过一首反映乌克兰的一场可怕的饥荒的作品。结果是他被判处流放三年。要是斯大林不曾对文学注入个人兴趣并让逮捕曼德尔施塔姆的人对他进行“隔离保护”的话，他的情况可能会更遭。[1454] 1938年，曼德尔施塔姆再次因违反同样的法律遭到指控。“这一次的判决是‘隔离’但并不一定需要‘保护’。”[1455]此时距离曼德尔施塔姆上一次被流放还没过去多久，他已然被折磨得消瘦而憔悴，而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当局知道他不可能在集中营里活过五年（第二次的刑期）。判决在8月生效，到了12月，身在临时营地的他甚至没有从铺板上爬起来的力气。他在12月26日病倒，第二天便溘然长逝。根据克格勃档案的记录，有人在他腿上绑了一块板子，上面用粉笔写下他的囚犯号码。然后他的遗体被扔进一辆货运马车，运往一处公墓埋葬。六个星期后的1939年2月5日，当他的妻子娜杰日达给他寄去的汇票“因收件人死亡”被退回时，她才得知了这一噩耗。[1456]

伊萨克·巴别尔（Isaac Babel）是一位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其最著名的作品包括《红色骑兵军》（1926）和《敖德萨故事集》（1927），描述了他的俄国内战经历。他是个犹太人，从未加入苏联共产党。震惊于苏俄所发生的一切，他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没有从事创作（并因此受到攻击）。尽管如此，他仍在1939年5月被捕并从此消失。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他的妻子都被定期告知，“他还活着，很好，被关在集中营里”。[1457] 1947年，她被正式告知，伊萨克将在1948年被释放。但直到1955年她才得知自己的丈夫已经“在服刑过程中”于1941年3月17日死去。就连这种说法也是错的。克格勃文件还原了真相：他于1940年1月27日遭到枪决。

1937至1938年在知识分子中被称为叶若夫暴政时期，以克格勃的前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子N. I.叶若夫的名字命名。这个词最初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发明的，他总是提到希加廖夫暴政，让人回想起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其中揭发和监视是至高无上的事业）中的希加廖夫。大恐怖时期遇害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包括：斯大林的老师兼哲学家扬·斯登、利奥波德·阿韦尔巴赫、伊万·卡达耶夫、亚历山大·恰亚诺夫、鲍里斯·古贝尔、帕维尔·弗洛伦斯基、克雷奇科夫·列列维奇、弗拉基米尔·基尔申斯、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别斯帕洛夫、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未来主义历史学家贝内迪克特·利夫希茨以及德米特里·斯维亚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