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思想浩劫

埃物理学”的大发展，尤其是在苏联与西方的关系良好的时候，还建立了列宁格勒物理技术实验室。[1420]科学不再被归为资产阶级的东西。

然而，到了20年代中期，科学领域的语言开始出现了变化。一种新的词汇，以及一种更有争议的新风格开始浮出水面，甚至出现在杂志中。诸如“唯物主义数学家协会”和“马克思主义土地改革协会”等专业学会开始出现。名为《心理学、反射学与马克思主义》（1925）之类的书籍开始出版，共产主义学院院刊《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等杂志刊发了一些资深科学家的文章，尽管他们认为实验结果与官方解释毫无关系。共产主义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Institute of Red Professors）相继成立，都是为了“创造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知识界”。[1421]在1928年5月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即共青团）第八届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表示，他已经准备好迎接苏联生活的新阶段。在一次演讲中，他说：“一座新的堡垒矗立在我们面前。这座堡垒被称为科学，拥有众多的知识领域。我们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攻克这座堡垒。尤其是年轻人，如果他们想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如果他们想要取代旧的哨兵就一定要攻克这座堡垒。……同志们，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革命青年对科学堡垒展开大规模的进攻。”[1422]

一年后，斯大林发动了集体化运动，所有的个人积极性都被扼杀，市场力量被消灭，农业也进行了集体化改造。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国家从现在开始实行对资源和生产的全面垄断。在科学界，这是一个“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实际上产生了第一批遭到逮捕、流放和公审的科学家，共产党干部也开始干涉农业发展。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并直接导致了1931至1933年的饥荒。尽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推动下，科学获得了发展（增长了约50%），但集体化运动不仅是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思想浩劫。党内积极分子接管了所有的新机构，也渗透进了业已存在的机构中，包括苏联科学院。[1423]就连伟大的心理学家兼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伊凡·巴甫洛夫（Ivan Pavlov）也遭到了持续的跟踪（他当时已80岁高龄），而“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兼列宁的朋友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则被安排主管遗传学和医学研究。[1424]后来在1936年7月，整个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都遭到废除。而原本囊括众多获奖科学家的苏联科学院也被迫改为一个行政机构，负责管辖超过100家实验室、观测站及其他科研机构，当然那时的科学院充斥着具有最高级别的“红色院长”。官方的口号是“干部决定一切”。此外还成立了一个物理学家—数学家—唯物主义者小组，“力图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贯彻到数学和物理研究中去”。[1425]职位未经党委批准不得委任（或者确切地说，不得撤销），职位越高，授权的委员会级别也越高：比如科学院的院长须由苏共中央政治局授权任命。[1426]与此同时，对外交往受到阻挠，只有经过筛选的科学家才能出国考察，而想来苏联的外国科学家也要经过层层审查。中央审查办公室负责审查所有出版物，甚至包括科学出版物，有时还会从图书馆中拿走“有害”的文献资料。[1427]

事到如今，一些科学家已经学会在体制中苟且偷生，在介绍论文的主要内容之前，他们先大量地在引言部分中引用马克思等官方认可的作家的言论。从1930年12月开始，斯大林向哲学界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反对传统观念，发展列宁主义哲学。这项政策是通过红色教授哲学与自然科学学院发动的。该政策的潜台词是，科学具有“阶级性”，必须加深科学的“无产阶级化”。[1428]此外还发动了一场让科学更“实用”的运动。应用科学被视为高于基础研究而受到颂扬。“激进的”科学家批评较为保守（但往往更有才华）的同事，让他们参加公开讨论，并在讨论中强迫他们承认以往的“错误”。因此，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科学的性质已经完全改变。党的官僚掌管一切，并尽可能使科学发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保持一致。这很自然地导致了许多荒谬之事的发生。[1429]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发生在遗传学领域。在革命之前，遗传学在俄国并不存在，但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了蓬勃发展。1921年成立了优生局，虽然主要与植物育种有关。1922年T.H.摩根的一位助手访问了苏联并带来了宝贵的果蝇种群。在1923和1924年，摩根、威廉·贝特森和胡戈·德弗里斯都当选苏联科学院外籍院士。[1430]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形势变得复杂和险恶。在革命刚刚结束的苏联，达尔文主义起初被视为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但遗传学除了解释社会发展的方式之外，不可避免地指出了一项事实，即许多特征是经遗传获得的。这给布尔什维克带来了麻烦，支持这一观点的遗传学家与苏联优生学会一道，都在1930年遭到了镇压。在当时苏联所处的环境中，由于国家的粮食问题、幅员辽阔和极端恶劣的气候，遗传学有着极大的潜在重要意义，例如可以开发更加高产和/或能够在不适宜作物生长的贫瘠土地上的生长新型小麦品系。在这一领域，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的关键人物是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他与其他两位科学家一道为20年代初的苏联生物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本人也与许多外国遗传学家关系良好，包括美国的T. H.摩根和英国的C. D.达灵顿。但这当然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在30年代初，苏联遗传学界开始出现了一个新名字：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1431]

李森科于1898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术训练，实际上科学研究从来就不是他的强项。相反，他成名的原因是由于撰写了许多挑起论战的论文，这些论文探讨了遗传学在苏联社会中的作用，尤其是遗传学研究应当表明的内容。而这正是党的领袖希望听到的，毕竟它是非常“实用的”。于是在1934年，李森科被任命为敖德萨遗传育种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并被“选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1432]李森科的学说被称为“农业生物学”，是生理学、细胞学、遗传学和进化理论的结合体，其中的新元素是他所谓的“春化现象”的概念。第一，春化现象与植物种子对季节温度的反应方式有关。李森科认为，如果能够调节温度，植物会“认为”春天和夏天已然来临，从而比通常情况下更早地获得收获。但问题是，是这么回事吗？第二，以农业作为比喻，春化现象表明了植物的产出至少部分取决于其培养条件，因此并不完全取决于其遗传因素。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表明环境（即社会、抚养和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如果不比遗传更重要，至少也与遗传同样重要。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初，在他的《春化通报》和党内同志为他组织的宣传活动中，李森科向对手发起了聒噪的攻击。[1433]这一系列活动最终于1935年达到顶点，瓦维洛夫的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遭到撤销，这是苏联植物育种和遗传学领域最有威望的职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党内人士。与此同时，李森科被任命为该科学院的院士。局面的变化已昭然若揭。[1434]

瓦维洛夫并没有默默离去，苏联农业科学院举行了一场关于李森科争议性观点的讨论会，在会上概述了其观点的异常性及不确定性。[1435]李森科抛弃了基因是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