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思想浩劫

一步充满勇气地予以反对，并认为照顾犹太人是基督徒的责任。这让他成了纳粹当局的眼中钉，以至于他只好在1933年夏天接受邀请，成了伦敦的德国教区的一名牧师。他在伦敦一直工作到1935年4月，然后回到德国接管芬克尔瓦尔德地区的一所神学院。他在那里出版了《做门徒的代价》（1937），这是他第一部吸引广泛关注的作品。[1410]它的一大主题是精神共享与心理操纵的比较。换句话说，他是在将教会的思想与罗森贝格在《20世纪的神话》中的观念做比较，以及推而广之，与希特勒获取支持的技巧进行对比。芬克尔瓦尔德神学院在当年被希姆莱查封，学生遭到扣押，后来在战争中被派往前线，其中21人不幸遇难。朋霍费尔没有受到迫害，但被禁止教学或出版任何作品。1939年夏天，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邀请他访问美国，但6月他刚抵达纽约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乘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通航的最后一艘船返回了德国。[1411]

由于无法从事正常的工作，朋霍费尔加入了地下组织。他的姐夫在卡纳里斯海军上将麾下从事军事情报工作，1940年，朋霍费尔接受了在瑞典和瑞典等中立国家与盟军联络人举行秘密会议的任务，试探盟军会对暗杀希特勒持怎样的态度。[1412]这些努力都没有结果，虽然卡纳里斯手下的小组仍继续筹备于1943年在斯摩棱斯克对希特勒进行的首次暗杀行动。这次行动失败了，1944年夏天的暗杀也功亏一篑。1945年4月，朋霍费尔遭到逮捕，被关押在柏林泰格尔军事监狱。他从狱中发出了信件和其他作品，这些文本在1951年以《狱中书简》为名结集出版。[1413]盖世太保对于朋霍费尔与德国地下组织之间的关系一直缺乏绝对的把握，但在第二次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1944年7月20日，在小镇措森发现的文件证实了纳粹的军事谍报局内部与盟军之间的联系。因此朋霍费尔被转移到位于阿尔伯特王子大街的盖世太保监狱，然后在1945年2月被送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这是一趟缓慢的旅程，第三帝国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崩溃。还没等他到达集中营，朋霍费尔等人就被希特勒派来的密使追上。此时已被困在地堡中的元首下定决心，任何涉嫌谋害他的人都不能幸免。在4月8日至9日夜间，朋霍费尔收到了一份军事法庭的判决，并在第二天清早被处以绞刑，死时赤身裸体。[1414]

希特勒曾设计了一套迫害和毁灭数百万人的体制，但处死朋霍费尔是他生前亲自下达的最后几条命令之一。希特勒对上帝的仇恨甚至超过了他对艺术家的憎恨。

1938年，一位年轻（时年20岁）的俄国作家，或想要成为作家的人，将一份用他在科雷马的经历写成的报告寄给了莫斯科的作家协会，至少他以为自己这么做了。科雷马是广袤的西伯利亚人迹罕至的地区，那里有世界上最残酷的古拉格集中营。但实际上，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奥库涅夫（Ivan Vasilievich Okunev）写在普通学生作业本上的这份报告哪里也没去成。它被克格勃保存在奥库涅夫的档案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作家兼诗人维塔利·申塔林斯基在多年的尝试之后，终于成功说服苏俄当局开放克格勃的“文学档案”，这份报告才得以重见天日。他的不屈不挠得到了丰厚的回报。[1415]

奥库涅夫之所以遭到逮捕并被送到古拉格集中营，是因为他的（国内）通行证失效了，仅此而已。他被派往一座煤矿工作，结果没几星期大衣的袖子就磨破了。有一天，集中营的主管宣布，如果有人有任何要求的话，可以在白天的工作开始前说出来。奥库涅夫和另一名男子于是提出了他们袖子的情况，另外还有两人说他们需要新的手套。其他人都被派往井下工作，但这四位举手提出要求的人被送进了惩戒室。他们在那里被喷了20分钟冷水。时值寒冬腊月，西伯利亚的气温是零下50摄氏度，水很快在奥库涅夫和其余三人身上结冰，于是四个人变成了一整块结实的冰块，用斧子劈才能将他们分开。由于他们不能走路（衣服都被冻硬了），于是他们就在雪地里一路被踢着滚回了睡觉的窝棚。在翻滚的过程中，奥库涅夫的脸砸在冰冻的地面上，磕掉了两颗牙齿。在窝棚里，他靠在火炉边解冻。第二天早上当他醒来时，衣服仍然是湿的。他得了肺炎，一个月后才逐渐恢复。有两位跟他一起冻在冰里的人则没能挺过去。[1416]如果你认为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苟延残喘算得上幸运的话，那么奥库涅夫的确是幸运的。据目前所知，多达1500位作家在苏维埃制度下丧生，大多数都死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许多其他作家则被迫流亡。正如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所指出的，《企鹅版俄国诗选》（1962）一书表明，自俄国革命以来，流亡的俄国诗人平均寿命为72岁，而留在苏联或返回苏联的诗人，平均寿命只有45岁。许多科学家也遭到流放、监禁或枪杀。与此同时，斯大林意识到，为了生产更多的食物和更多的机械，以及随着30年代时间的推移，还为了生产出更精良的武器，他需要科学家。因此科学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被迫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即使这意味着忽略不恰当的实验结果。有一种名叫“跳棋”的集中营是专门为科学家设立的，他们在里面吃得比其他犯人好一些，但也被迫从事科学研究。

苏俄的肃反运动蓄谋已久。1918年夏，俄国内战开始之时，所有非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都遭到查禁。然而，随着1922年颁布的新经济政策，苏联共产党（即布尔什维克现在的名字）允许一种古怪的混合经济形式的存在，私营业主与合作社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中得以建立。其结果是，一些革命前的出版商重新出现，还出现了一百多家文学合作团体，其中诸如苏联无产阶级作家协会（RAPP）等一些团体变得相当强大。在文学领域，20世纪20年代是一段动荡的岁月。一些作家被迫流亡，但在文学领域还没有任何确切的标准来区别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能接受的。苏联领导层显然关注的是比写作更为紧迫的事务，虽然两本新的期刊《红色新潮》（1921年创刊）和《新大陆》（1925年创刊）处在强硬的马克思主义者控制之下。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和尼古拉·克柳耶夫等作家已经很难再出版任何作品。十年之后的1936年，不下108份报纸和162家期刊仍在苏联之外以俄语出版。[1417]

1917年，科学已经被布尔什维克“国有化”，从而成了国家财产。[1418]根据尼古拉·克列缅佐夫在《斯大林时代的科学》中的说法，一开始，许多科学家并没有反对，因为在沙皇统治之下，俄国的科学发展缓慢，已远远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科学将在技术统治的未来发挥重要作用，而在战争期间，科学家因此获得了若干特权，包括增加口粮供给和免除兵役等。1919年还颁布了一项特别法令，“以改善学者的生活条件”。在20世纪20年代初，科学家可以使用国际货币购买外国设备，并获得特批的出国“考察”机会。1925年，鼓励科学研究的列宁奖正式设立。科学家在最高议会占有议席，许多的研究所在他们的指导下建立，如X射线研究所、土壤研究所、光学研究所和实验生物学研究所，其中实验生物学研究所是一家大型机构，下设细胞学、遗传学、优生学、动物心理学、水文学、组织学和胚胎学等部门。[1419]这一现代化的方法也反映在第一部《苏联百科全书》的出版上。这一时期还见证了“苏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