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思想浩劫

东西，“而不是蓝色的草地、绿色的天空、硫黄色的云彩之类的东西”。对于那些“很明显患有眼疾的可怜人”，德国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1397]为升华其主题，他承诺“对我们文化中最后的腐败元素”发动“一场无情的净化战争”，将“所有这些拉帮结派的饶舌者、半吊子和艺术伪造者统统消灭”。[1398]当然，艺术批评并不是德国唯一禁止的批评形式，元首的讲话也容不得任何反对声音。纳粹德国还是会用其他变相的方法，来展现出它对现代艺术的批评。就在元首演讲的第二天，7月19日，在慕尼黑另一端的城市考古研究所，“堕落艺术展”开幕了。[1399]这场展览几乎是一场反展览，展出了112位德国和非德国艺术家的作品。其中包括27幅诺尔德、8幅迪克斯、13幅黑克尔、61幅施密特—罗特卢夫、17幅克利和32幅基尔希纳的作品，以及高更、毕加索和其他艺术家的作品。这些画作和雕塑作品是从全德国的博物馆中搜刮而来的。[1400]该展览必将名列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展览。它不仅在主题上冒天下之大不韪（肆意地诽谤一些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而且为艺术展览设定了新标准。即使希特勒本人也被其中一些展品的展出方式吓了一跳。画作和雕塑作品被随意排列，好让它们看上去奇形怪状。讥讽的标签被贴在画作的一旁，为的是激起观众的嘲笑。比如，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的《正午的农夫》被标以“犹太人眼中的德国农夫”。马克斯·恩斯特的《夏娃的诞生，或美丽的园丁》被标以“对德国女性的侮辱”。恩斯特·巴拉赫表现圣汤玛斯认出基督的雕塑《团圆》则被标上了“两只穿睡衣的猴子”。[1401]

如果希特勒和齐格勒认为他们已经消灭了现代艺术，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堕落艺术展”在慕尼黑展出的四个多月里，超过两百万人参观了考古研究所，观众人数远远超过了参观德国艺术之家的人数。[1402]这是对艺术家的小小安慰，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觉得这个展览令人心碎。埃米尔·诺尔德再次写信给戈培尔，带着绝望的心情恳求“停止对我的诽谤”。马克斯·贝克曼则更加现实，展览开幕当天他开始了流亡生涯。出生在纽约的德裔艺术家莱昂内尔·法伊宁格虽然自1887年起就在欧洲生活，此时也重新拿出了他的美国护照，乘船返回了新大陆。

在慕尼黑的展期结束后，“堕落艺术展”继续前往柏林和许多其他德国城市巡回展出。另一部具有追溯效力的法律《堕落艺术法》于1938年5月获得通过，授权纳粹政府无偿没收博物馆中的“堕落艺术作品”。其中一些画作在瑞士卢塞恩的费舍尔画廊举行的特别拍卖会上以具有嘲弄性的金额卖出，还有些画被纳粹认为太过无礼，必须销毁，于是在1938年3月，纳粹在柏林的柯伯尼克大街燃起篝火，将近四千幅这样的作品付之一炬。[1403]“堕落艺术展”颇为仁慈地没有再次展出，但德国艺术之家成了每年的固定展览，一直延续到1944年。这里展出的都是希特勒所喜欢的艺术（田园风光、军事场面，以及类似于他自己年轻时所画的山地风景等），年复一年，几无改变。[1404]

历史学家已经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希特勒对画家和雕塑家攻击，但他对音乐家迫害的严重程度也不遑多让。在这个问题上，戈培尔和罗森贝格之间一开始也有一番争斗。早在1933年，现代主义的歌剧就遭到了清洗，诸如阿诺尔德·勋伯格、库尔特·威尔、汉斯·艾斯勒和恩斯特·托赫等“堕落”作曲家以及奥托·克伦佩雷尔和赫尔曼·舍尔欣等指挥家都遭到了驱逐。1938年5月，一场名为“堕落音乐展”的展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这是阿道夫·齐格勒的创意，其主要特点在于展示作曲家的照片，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欣德米特、韦伯恩等人都被视为对德国音乐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人物。爵士乐受到的待遇相对宽松。戈培尔意识到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受欢迎程度，如果加以限制可能造成纳粹支持率下降，所以爵士乐被允许演出，但只能由德国音乐家演奏。另一方面，歌剧遭到纳粹的严格控制，瓦格纳、威尔第、普契尼和莫扎特等“更稳妥”的作品统治了所有剧场，而现代主义作品要么受到阻挠，要么被彻底禁演。[1405]

如果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如愿以偿地以纳粹的名义，创立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主义宗教，那么这种宗教的存在必须被摧毁。有一个人比任何其他人（无论新教徒或天主教徒）都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及这门宗教带来的危险，他就是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朋霍费尔的父亲是一位精神病学家，他于1906年出生在布雷斯劳，有个异卵双胞胎弟弟，分别在家里的八个孩子中排行老六和老七。他的父亲是反对弗洛伊德理论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当迪特里希感到受到教会召唤时，他父亲吓了一跳，但出于自由主义者的态度并未提出异议。

朋霍费尔爱好学术，倾向高教会派。虽然他是一个新教徒，但他喜欢天主教忏悔的性质他深受海德格尔与存在主义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他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时代）创作了自己的主要著作：《圣徒相通》（1930）、《行动与存在》（1931）、《做门徒的代价》（1937），虽然后期作品《伦理学》（1940—1944，未完成）和《狱中书简》（1942）也非常有名。正如《行动与存在》这一标题所暗示的，朋霍费尔赞同海德格尔行动决定存在的观点，但他不认为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也不认为人类面临着海德格尔所认定的必然严峻的现实。朋霍费尔认为，对于许多现代哲学家所哀叹的孤独处境，团体生活显然是一个解决方案，而最自然的团体就是教会。[1406]因此，团体生活至少在理论上远比孤立的社会生活更有意义，但要使其发挥作用，也的确涉及一定的牺牲。他说，这些牺牲和基督以上帝的名义所要求的牺牲别无二致：服从、克制甚至必要时受苦。[1407]这样一来，教会取代了上帝，成为朋霍费尔关注和思考的焦点。教会中的活动教导我们如何处世，而这正是伦理的意义所在。这个由圣人和其他人组成的团体教导我们如何思考，如何推进神学的发展：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祈祷，借由这一宗教存在主义的行为希冀自己能变得更接近基督。[1408]

在纳粹上台并恰好强调团体、服从和克制的时候，朋霍费尔强调这些素质应该成为神学的核心问题，这并不是一种偶然。朋霍费尔立即看出了纳粹带来的威胁，不仅是对全社会，而且是专门针对教会的威胁。1933年2月1日，就在希特勒攫取政权的当天，朋霍费尔通过柏林电台发表了一篇引发争议的演讲，名为《年轻一代的元首观念已经改变》，由于演讲的内容对抗性太过直接，他还没有讲完就被强行打断。在演讲中，他认为现代社会非常复杂，而青年的狂热恰恰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希特勒青年运动正在创造一条虚假的代沟，他认为家长和青少年需要齐心协力，好让青年的能量能够通过岁月的历练得到调和。他实际上认为纳粹之所以能激起青年的热情，是因为成熟的成年人可以识破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头子的夸夸其谈和空洞的主张。[1409]这篇演讲反映出朋霍费尔的信念和态度，但正如他的传记作家玛丽·博赞基特所阐明的，它同样凸显了他的勇气。从那时起，他和其他人一道，多次抨击国家接管教会及其功能的企图。他说，教会的基础是忏悔，是人与上帝的关系，而不是人与国家的关系。当“雅利安人”条款在随后的一个月出台之时，他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