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思想浩劫

不忘。对于他所研究的许多雏鹅来说，这种图像就是洛伦茨自己。而这位教授漫步校园，身后跟着一群小鹅的照片在媒体上大受欢迎。铭印在理论上很重要，因为它展示了生物的完全形态与本能之间的联系。洛伦茨曾读过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对纳粹抱有一定的同情心。[1384]在那种大环境下，他开始将铭印设想为动物驯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障碍，并将动物的铭印与人类文明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退化。1940年9月，在纳粹党的唆使下，他在全体教师的反对声中成为哥尼斯堡大学比较心理学研究所的教授兼主任，这是一个政府资助的职位，而且从那时起直到1943年，洛伦茨的研究都旨在加强纳粹的意识形态。[1385]比如，他声称人们可以被分为具有“完全价值”和具有“劣等价值”几种档次。劣等人包括了“缺陷类型”，他们是由大城市的进化条件创造的。大城市的繁殖条件类似“饲养动物，它们可以出生在最肮脏的畜栏里，并与任何性伴侣交配”。对洛伦茨来说，任何减少“伦理上的劣等人”或“受到缺陷折磨之人”的政策都是合法的。[1386]

威廉皇帝人类学与人类遗传学研究所于1927年在柏林的达勒姆成立，当时正值第五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德国首都举办。该研究所和这次大会的目的都在于使德国的人类遗传研究得到国际认可，因为正如德国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一样，德国的生物学家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遭到了其他国家学者的联合抵制。[1387]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是德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尤金·菲舍尔（Eugen Fischer），他网罗了一群声名狼藉的科学家，其中包括研究遗传病理学的库尔特·戈特沙尔特、研究种族科学的沃尔夫冈·阿贝尔、研究种族卫生学的弗里茨·伦茨和负责实验遗传病理学部的汉斯·纳赫茨海姆（Hans Nachtsheim）。研究所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支持纳粹的种族政治目标，并参与了这些目标的实际执行，例如制定与纽伦堡法案一脉相承的、关于“种族成员”的专家意见。该研究所的医生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约瑟夫·门格勒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研究所被盟军解散。[1388]

纳赫茨海姆的研究方向是癫痫，他怀疑该病是由于脑部缺氧所致。由于幼小孩子对于缺氧的反应要比成人明显得多，因此有“必要”在年仅5至6岁的孩子身上进行实验。为了确定这些孩子中有哪些（如果有的话）罹患癫痫，他们全都被迫吸入了相当于高海拔地区（比如说海拔四千米）含氧量的空气。这已经足够杀死一些孩子，但如果确实导致了癫痫，死掉的孩子也可以算是被合法地“绝育”了。这些灭绝人性的实验并不是种族主义暴徒所为，而是受过教育的人犯下的罪行。[1389]

通过研究柏林和波茨坦新近解密的档案，乌特·戴希曼完整展现出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塑造纳粹党卫军科学政策的主要目的，以及党卫军所发起的科学和医学研究的实际内容。希姆莱在一个严格的天主教家庭中长大，在幼年就对战争和农业（特别是动植物育种）产生了兴趣。他也很早就对各类替代疗法产生了兴趣，尤其着迷于顺势疗法。他非常迷信，和希特勒同样坚信日耳曼人优越的种族价值。正是希姆莱在纳粹党卫军分支“圣遗物”（Das Ahnenerbe）的框架下建立了军事科学实践研究所，开始从人类学和生物学的角度阐明“犹太人问题”。希姆莱在1935年建立“圣遗物”研究所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是该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由“圣遗物”主持的一份详细分析表明，希姆莱关注的焦点是对北欧日耳曼人种的保护及它所受到的威胁的研究，“他将这一人种视为最高文明和文化的承载者”。[1390]

军事科学实践研究所开展过一些冷冻实验，将达豪集中营的囚犯拿来当实验对象。这项研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研究人类冻伤后的恢复效果，并考察人类耐受寒冷的程度。约有8300名囚犯在这些实验过程中死亡。其次是关于黄十字毒气（也称为芥子气）的研究。这次实验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多，以至于一段时间后即使允诺完成实验后可以获释，也找不到更多的“志愿者”了。为建立“犹太人骨骼的类型学标准”而开展“调查”的奥古斯特·希尔特，获得批准可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随意地杀死115名犹太囚犯。（他于1945年自杀身亡。[1391]）野蛮程度不遑多让的是“圣遗物”植物遗传学研究所，该所位于兰纳赫，靠近格拉茨，其中尤以海因茨·布吕歇尔的研究为甚。布吕歇尔享有可随意调遣一整支突击队的特权。在德军入侵苏联期间，这支突击队盗走了尼古拉·瓦维洛夫采集的种子样本。其目的是为了找到耐寒的小麦品系，以便为不断扩大帝国版图的德国人民提供充足的粮食。布吕歇尔及其部队还进行了远征，甚至去过西藏开展民族学以及植物学研究。这表明他们想得很远，认为偏远地区的“劣等”民族可能被迫培育了此类作物。[1392]

1938年5月2日，希特勒签署了遗嘱，在他死后要将遗体送往慕尼黑，停放在统帅纪念馆供人们吊唁，之后在附近埋葬。慕尼黑比起其他任何地方，甚至林茨，都更像是他的家。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曾将这座城市形容为“德国艺术的大都市”，并进一步说“不到慕尼黑就不能算了解德国艺术”。正是在这里，他和艺术家的争吵在1937年达到了顶点。[1393]

1937年7月1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为德国艺术之家举行了揭幕仪式，其中陈列了近900幅纳粹收藏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分别出自阿诺·布雷克尔、约瑟夫·托拉克和阿道夫·齐格勒等深受纳粹党喜爱的艺术家之手。展品还包括希特勒的多幅肖像画，以及赫尔曼·霍耶的一幅名为《在起初已有圣言》的画作，展现出元首在早期的纳粹集会上咨询其“同事”的怀旧画面。[1394]需要提醒的是，此时任何理论性的批评已经遭到禁止，只能发表报道性新闻，于是有一位评论家巧妙地将批评融进了报告文学之中：“展出的每一幅绘画作品都投射出充满深情的崇高或具有挑战性的英雄气概……完整的现代生活中存在的压力和问题丝毫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并且存在着一种昭然若揭的遗漏，没有一张画布描绘了城市和工业生活。”[1395]

在展览开幕的当天，希特勒发表了一篇长达90分钟的演讲，以彰显他对该场合的重视程度。在讲话过程中他再次向德国人民保证，“文化崩溃”的始作俑者已被一网打尽，而活力充沛的古典日耳曼传统已经复兴。他重申了他关于现代艺术的许多众所周知的观点。在这次讲话中，他将现代艺术形容为糊在德国身上的“黏液和粪便”。但他比往常说得更多。艺术和时尚截然不同，他坚持认为：“每年都有新的艺术产生。今天是印象主义，明天是未来主义和立体主义，甚至可能是达达主义。”不，他坚持说，艺术“不是建立在时间之上，而是建立在人民之上。因此艺术家的当务之急是为人民竖立纪念碑，而不是为某一段时期树碑立传”。[1396]希特勒说，种族（血统）是一切的一切，而艺术必须对此表示尊敬。他坚持认为，德国“需要的是……反映我们日益增长的种族统一的艺术，它们也是丰满的、对全体人民的写照”。身为一个德国人意味着什么？他说，它意味着“保持纯粹”。其他种族可能有其他的审美渴望，但“对表达纯粹法则的德国艺术的向往永远活在我们民族的内心深处”。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家必须展示人民所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