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思想浩劫

西遭谋杀身亡，这项罪行是犹太人罪孽的根源所在，并一直流传了下来。他认为早期的犹太人是野蛮的民族，崇拜“火山和荒野”之神，而他们行割礼的习惯则激发了非犹太人对阉割的恐惧，这也是反犹主义的根源所在。[1373]不难看出，这本书是对希特勒的回应，几乎如《圣经》所言“连另一边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本书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的时间选择。弗洛伊德在犹太人的命运低谷背弃了犹太教（如果不是从情感上，也是从思想上）。他暗示犹太人所遭受的孤立具有深刻的心理原因，还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弗洛伊德并不认同元首希特勒所认为的犹太人是邪恶的想法，但他确实承认他们是有缺陷的。[1374]许多犹太学者恳求他不要出版这本书，理由是从历史的观点上说这并不准确，而且可能冒犯政治/宗教感情。但他一意孤行。

这本作品不是一则恰当的墓志铭。在1938年底和1939年初，新的肿块出现在弗洛伊德的口腔和喉咙中。他在维也纳的医生获得了特别许可，在没有英国医师资质的情况下前往伦敦对弗洛伊德进行了治疗，但已经于事无补。弗洛伊德在1939年9月去世，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于三个星期前正式爆发。

作为一名年仅18岁的哲学系学生，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于1924年来到马尔堡，师从马丁·海德格尔。当时的海德格尔可以说是欧洲最著名的在世哲学家，而他最重要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也处在最后的完成阶段。他俩初次见面时，海德格尔35岁，已婚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出身于天主教家庭、原本打算成为神职人员的他已变成为一位魅力非凡的老师，他的课程复杂难懂，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学生们陶醉于他的授课方式，但那些无法跟上他思想脚步的人却时常陷入绝望之中。至少有一名学生因此自杀身亡。

阿伦特的背景与海德格尔迥异，她出身于哥尼斯堡一个优雅、国际化且已完全同化的犹太家庭。父亲和祖父都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则云游四方，所以小汉娜总是担心她会一去不复返。后来母亲改嫁给一个她从未喜欢过的男人，所以她也一直不喜欢两个同母异父的妹妹。所以当她来到马尔堡时，她非常热情，但在感情上缺乏安全感，很需要爱、保护和指导。[1375]当时的马尔堡是一个小小的大学城，保守、体面而安静。在这样的环境中，男教授和女学生交往过密会带来很大的风险，而马丁和汉娜的关系说明了汉娜的到来对马丁具有怎样的意义。在她开始听他的课两个月后，他邀请她到自己的书房讨论他的研究。而在接下来的两周之内，他们已经成为情人。汉娜改变了海德格尔。她与他所习惯的“条顿女战士”（即典型的德国女性）完全不同，同时也是他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学生之一。[1376]他不再是那个孤僻，甚至郁郁寡欢的人，而变得更加外向，甚至还为汉娜创作了充满激情的诗歌。一连几个月，他们完全沉迷于秘密幽会，还为此精心设计了暗号，用海德格尔家的灯光来表示何时何地可以安全相见。致力于《存在于时间》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一次激烈的情感体验，而汉娜对参与如此重要的哲学项目也极为高兴。在最初的激情退去之后，双方都意识到汉娜最好离开马尔堡，于是她转学到了海德堡，师从海德格尔的朋友卡尔·雅斯贝尔斯。但汉娜和海德格尔仍继续通信和会面，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狂热分享他们对贝多芬、巴赫、里尔克和托马斯·曼的喜爱之情。他们在德国和瑞士的小镇里幽会，海德格尔为此专门设计了借口以便前往。[1377]

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汉娜移居柏林，嫁给了一个她不爱的犹太男子。对她来说，这次婚姻是一种生存手段。这个男子也是一位哲学家，但并不像她那么全身心地投入哲学事业，后来他转行当了记者。他们俩加入了一个左翼圈子，在其中他们的密友包括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社会学家西奥多·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埃里希·弗洛姆。汉娜仍与海德格尔保持通信来往。在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汉娜和海德格尔的生活戏剧性地转向了不同的方向。海德格尔被任命为弗赖堡大学校长，此后汉娜很快听到流言，即他拒绝为犹太学者提供职位，甚至背弃了他们。她向他写信求证，而他马上回复，“愤怒地”否认这些指控。[1378]她于是打消了这些念头。她左翼阵营的丈夫决定离开德国前往巴黎。不久之后，海德格尔以弗赖堡大学校长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极为反犹和亲希特勒的讲话，世界各地都对此进行了报道。[1379]对于海德格尔的行为，汉娜深感不安和迷茫。更糟糕的是，贝尔托·布莱希特被诬陷为共产分子并遭到迫害，被迫流亡他国。他逃亡时留下了大部分的个人财产，包括他的通讯簿，而其中汉娜的姓名和电话号码赫然在列。她遭到逮捕，并在狱中被审讯了八天之久。她的丈夫当时已身在巴黎，无从伸出援手，海德格尔本可以帮助她，却选择袖手旁观。[1380]

汉娜刚从监狱获释便离开德国，定居巴黎。从那时起，她与海德格尔的世界变得截然不同。作为一个流亡中的犹太人，她无家可归，没有工作，与家人和她所知的一切失去了联系。对阿伦特来说，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是一段极度悲惨的时光。她加入了一个名为“青年犹太人大迁徙”的犹太组织，为希望移居犹太圣地的学生提供培训。她曾到访巴勒斯坦，但并不喜欢那里，她也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然而她需要一份工作，并希望帮助她的人民。[1381]

海德格尔的生活则迥然不同。他在纳粹德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位哲学家，他非常重视第三帝国，为发展其思想添砖加瓦，为纳粹主义确立了历史根源并为日耳曼人的自我意识打下了基础。在这方面他得到了戈培尔和希姆莱的支持。[1382]作为一位学术人物，他在大学的重组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而在此计划之中，主要的“政策”就是解雇所有犹太学者。在海德格尔的施压之下，现象学的奠基人、海德格尔的导师埃德蒙·胡塞尔以及妻子是犹太人的卡尔·雅斯贝尔斯均被迫离开了大学岗位。汉娜后来写道：“马丁杀害了埃德蒙。”当《存在与时间》于1937年再版时，致胡塞尔的献词被删除了。[1383]海德格尔让自己和自己的哲学成了纳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开始歌颂战争（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发生在他的校长演讲于1937年再版之时）。他认为纳粹还不是地道的尼采信徒，不够关心伟人和斗争。通过比较现代德国和古希腊对于体育运动和身体纯洁性的痴迷，他在将生物学与历史学相联系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之间的故事予以我们启迪，它表明知识分子不仅是希特勒残酷迫害的受害者，他们有时也是助纣为虐的帮凶。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学者们获得了更多可供研究的档案资料，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战时的研究活动也变得豁然开朗。目前已知的曾做过不道德研究（委婉的说法）的科学家包括后来获得了1973年诺贝尔奖的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柏林臭名昭著的威廉皇帝人类学与人类遗传学研究所的汉斯·纳赫茨海姆，以及位于兰纳赫的圣遗物植物遗传学研究所的海因茨·布吕歇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洛伦茨最知名的成就是创立了动物行为学，对比研究动物与人类的行为，他在其中发现了一种被他命名为“铭印”的行为。在他最著名的研究中，他发现年幼的雏鹅会在成长过程的某一阶段对它们首次遇到的图像念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