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思想浩劫

贝斯、马塞尔·布罗伊尔和拉斯洛·莫霍利—纳吉等包豪斯的核心成员都在1933至1934年或1937至1938年间离开了德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在德国陷于停滞，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不过纺织艺术家奥蒂·贝格尔在奥斯威辛惨遭毒手。[1363] 1934年，格罗皮乌斯在得到官方许可之后才得以搬到英国。当时的英国还有一些在政治上较为活跃的德国艺术家（被称为奥斯卡—柯克西卡同盟），但格罗皮乌斯避免与他们有任何接触。当他于1937年被聘为哈佛大学教授时，德国报纸并没有恶言相向。[1364]格罗皮乌斯在美国很快成为现代主义德高望重的权威，但他依然回避政治。艺术史学家一直无法找到他对纳粹德国所发生事件的任何公开声明，他甚至没有对“堕落艺术展”发表看法。该展览就在他接受哈佛委任的同年举办，几乎他所有的包豪斯艺术同事和朋友都在这次展览上遭到了卑劣的中伤。

在遭到关闭的时间先后上，汉堡的瓦尔堡研究所实际上要早于包豪斯。阿比·瓦尔堡在1929年去世，但在1931年，由于担心这所犹太人创立的研究所会成为纳粹当权后的攻击目标，瓦尔堡的朋友采取了预防措施，将所有书籍和研究所本身迁往了安全的英国，成为伦敦大学艺术历史研究所。在后来的20世纪30年代，瓦尔堡最杰出的弟子埃尔温·帕诺夫斯基也离开了德国，研究所还在汉堡时他便撰写了著名的透视结构研究论文。1933年他遭到解雇，后来他也被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聘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一员。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不仅是犹太人，而且是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丁·杰伊在研究所历史中的记载，多亏研究所主任马克斯·霍克海默的先见之明，他们在1931年就将研究所的基金从德国转移到了荷兰。法兰克福学派的国外分支已经在日内瓦、巴黎和伦敦成立（后者位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霍克海默离开了位于法兰克福克龙贝格郊区的家，将自己和妻子安顿在法兰克福主火车站附近一家酒店里。在1933年2月，他放弃了逻辑学，转而研究政治，尤其是对自由意义的研究。一个月后，他悄悄地越过边界进入瑞士，而此时距离研究所因“对国家抱有敌对倾向”而遭到关闭只有几天之遥。[1365]研究所位于维多利亚大道上的大楼被没收，拥有6万册藏书的图书馆也未能幸免。在霍克海默逃脱几天后，他和保罗·蒂利希以及卡尔·曼海姆一道被正式解雇。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派高层都逃走了。霍克海默和他的副手弗里德里希·波洛克逃到了日内瓦，一同前去的还有埃里希·弗洛姆。身在法国的亨利·柏格森和雷蒙·阿隆向他们发去了聘用邀请。与此同时，西奥多·阿多诺前往牛津大学默顿学院，并在那里从1934年待到1937年。西德尼·韦伯、R. H.托尼、莫里斯·金斯伯格和哈罗德·拉斯基都伸出了援手，将学派的伦敦分支维持至1936年。然而，日内瓦渐渐变得不那么友好。根据波洛克所说：“法西斯主义也在瑞士取得了很大发展。”他和霍克海默访问了伦敦和纽约，试探转移学派的可能性。相比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威廉·贝弗里奇，他们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响应要更热烈。于是到了1934年中期，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第117大街西429号重新组建起来。研究所一直在那里驻扎至1950年，并在此期间开展了大部分较有影响力的工作。德国分析方法与美国实证研究方法的结合有助于战后社会学风格的形成。[1366]

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经历的迁移伤痛或许要少于其他学者。由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那里有相当多的学者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颇为赞同，而维也纳学派的数位学者也曾在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讲学或结识志同道合的同行。他们受到了“科学联合会”的帮助，该团体由哲学家和科学家组成，致力于寻找学科之间的一致性。这个国际团体召开的学术会议遍布欧洲和北美。在1936年，英国哲学家A. J.艾耶尔出版了《语言、真理与逻辑》，对于在美国更为普及的逻辑实证主义进行了极为出色且清晰的阐释，使得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尤为受欢迎。赫伯特·费格尔一马当先，于1931年到访爱荷华州，鲁道夫·卡尔纳普于1936年在卡尔·亨佩尔和奥拉夫·赫尔默的陪同下去了芝加哥。汉斯·赖兴巴赫紧随其后，于1938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顿下来。不久之后，库尔特·哥德尔接受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职位，因此加入了爱因斯坦和埃尔温·帕诺夫斯基的行列。[1367]

纳粹一直将精神分析视为“犹太科学”。即便如此，纳粹禁止该学科列席1933年10月莱比锡心理学大会依然给精神分析学家带来了沉痛的打击。德国的精神分析学家被迫到别国寻找工作机会。对其中的一些人来说，弗洛伊德的家乡维也纳在几年内提供了暂避之地，但大多数人都去了美国。美国的心理学家对弗洛伊德理论并不十分赞成——威廉·詹姆斯和实用主义的余威仍在。但美国心理学协会仍然成立了一个“外国流离失所心理学家委员会”，截至1940年已与269位重要学者（并非都是精神分析学家）建立了联系，其中134位已经抵达美国，他们之中包括卡伦·霍妮、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艾尔泽·弗伦克尔—布伦斯维克以及大卫·拉帕波特。[1368]

1938年3月，希特勒宣布奥地利成为第三帝国的一部分。当时的弗洛伊德已是82岁高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健康状况担忧，尤其是身在伦敦的欧内斯特·琼斯。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要求随时通报弗洛伊德的状况。美国驻巴黎大使威廉·布利特奉命留意“弗洛伊德的情况”，确保驻维也纳总领事的工作人员“密切关注”弗洛伊德。[1369]欧内斯特·琼斯先在英国试探了弗洛伊德定居伦敦的可能性，之后他急忙赶到维也纳，但他到达时却发现弗洛伊德不愿离开维也纳。只有在得知他的孩子会在国外拥有更宽广的未来之后，他才被说服了。[1370]

弗洛伊德得以脱身之前，他的“案子”级别之高，由纳粹头子希姆莱亲自办理，且完全是因为罗斯福总统的密切关注才最终确保了他的安全，但在此之前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已遭到逮捕并被审讯了一整天。纳粹小心地确保弗洛伊德在离开前偿清了所有债务，并向弗洛伊德一家逐一发放出境签证，而弗洛伊德自己的签证则最后到达。直到那一刻，他都担心家人可能会因此分开。[1371]当他的签证终于姗姗来迟时，送信的盖世太保还带来了一份要求他签署的文件，以肯定他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妥善对待。他签署了该文件，但加了一条，“我衷心地向所有人推荐盖世太保”。他乘坐东方快车离开维也纳前往巴黎，之后继续前往伦敦。一位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奉命陪同，以保障弗洛伊德的安全。[1372]在伦敦，弗洛伊德首先暂住在汉普斯特德的埃尔斯沃斯路39号。斯特凡·茨威格、萨尔瓦多·达利、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哈伊姆·魏茨曼和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纷纷登门拜访，学会秘书还带来了学会的会员特许签名本请弗洛伊德签名，而这项荣誉此前只有国王才能享有。

抵达伦敦不到一个月，弗洛伊德就开始投入《摩西与一神教》的创作。在他的最初设想中，这本书将是一部历史小说。弗洛伊德在书中声称《圣经》中的摩西融合了两位历史人物的事迹，一位是埃及人，另一位则是犹太人。其中埃及那位独裁的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