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文明及其缺憾

家，而非思想家。然而，在不学无术的纳粹分子之中也有一个例外，这个自称知识分子的人与其他的主要纳粹分子相比，更能称得上是德国社会的局外人。他就是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1320]罗森贝格出生在德意志帝国的疆界之外。他的家人来自爱沙尼亚，那里直到1918年都属于苏俄。有一些证据（发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表明，罗森贝格的母亲是犹太人，但在当时没有任何人起过疑心，而他与希特勒之间保持的密切关系也比许多早期的同事更为长久。少年时代的他沉迷于历史，尤其是在他读到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作品之后。[1321]张伯伦是一个变节的英国人，他是瓦格纳的助手和姻亲，而瓦格纳将欧洲历史视为“日耳曼民族反对犹太教和罗马天主教会日渐衰弱的影响的斗争史”。罗森贝格在1909年的一次家庭度假期间偶然读到了张伯伦的《19世纪的基础》，这本书改变了他，并为他提供了日耳曼民族主义情感的知识基础。他现在有了憎恨犹太人的理由，就像他在爱沙尼亚的经历给了他憎恨俄国人的理由一样。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后，他搬到了慕尼黑，很快加入了纳粹党并开始撰写恶毒的反犹小册子。他的写作能力、对俄国的丰富知识和熟练的俄语能力帮助他成为纳粹党内东方问题的专家。此外他还担任了纳粹党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的编辑。随着20世纪20年代的流逝，罗森贝格、马丁·鲍曼和海因里希·希姆莱纷纷意识到亟需建立一种超越《我的奋斗》的纳粹意识形态。于是在1930年，他出版了自认为能够为国家社会主义奠定知识基础的作品。该书的德语名为Der Mythus des 20. Jahrhunderts，通常翻译为《20世纪的神话》。

《20世纪的神话》是一本杂乱无章、前后矛盾的书，因此很难加以概括。（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该书的晦涩程度：当时的一个崇拜者专门为此书出版了一份词汇表，用来解释书中的850个术语。）它将罗马天主教视为德国文明的主要威胁并对其进行了全面攻击。该书的篇幅长达700多页，其中关于德国和德国艺术的历史占去了超过60%的篇幅。[1322]书的第三部分题为“即将到来的帝国”，其他部分则探讨了“种族卫生”、教育和宗教，书的结尾则是对国际事务的探讨。罗森贝格认为耶稣不是犹太人，而耶稣的旨意遭到了犹太人保罗的歪曲。正是保罗/罗马对基督教的伪造，通过忽略贵族和种族的观念以及创造原罪、来世和地狱火海等假教义，造就了我们熟悉的基督教模式。在罗森贝格看来，所有这些信仰都是“不健康的”。

罗森贝格的目的（在今天看来其胆大包天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是为德国创造一种代替天主教的信仰。他所倡导的“血统的宗教”实际上告诉德国人，他们是优等民族的成员，拥有“种族的灵魂”。罗森贝格盗用了许多德国历史名人的思想，如画家埃克哈特大师和宗教领袖马丁·路德。他们都反抗罗马教廷，不过他在这里再次只采用了那些符合他目的的故事。他引用了纳粹的首席种族主义学者H. F. K.京特的作品，而京特“声称已经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所谓的北欧雅利安种族的界定特征”。正如在他之前的希特勒等人一样，罗森贝格也尽全力将印度、希腊的古代居民与德国联系起来，他还引入了伦勃朗、赫尔德、瓦格纳、腓特烈大帝和狮子亨利，从而捏造出一部完全专制但充满英雄气概的历史，一心想要将纳粹植根于德国的过去之中。

对罗森贝格来说，种族（血统的宗教）是唯一能够与退化的力量（个人主义和普世主义）相抗衡的力量。他将“经济人的个人主义”，即美国理想，斥为“引诱人们走向灭亡的犹太思想的臆造之物”。[1323]与此同时，他必须对抗罗马的普世主义，在创造新宗教的过程中，也必须去掉基督教的某些标志，包括十字架。如果日耳曼人和德国要从战争失败的混乱中恢复过来，“十字架这个符号就太过强大，不允许改变的发生”。出于同样的原因，罗森贝格写道：“日耳曼人的圣地不是巴勒斯坦。……我们的圣地是莱茵河畔的城堡，是下萨克森的沃土，是马林堡的普鲁士要塞。”在某些方面，《20世纪的神话》可以说是烈火遇到了干柴。“血统的宗教”完美契合了已经开始在纳粹中发展的新仪式。在早期“斗争”中遇害的纳粹分子被宣布为“殉道者”，尸体由纳粹旗帜包裹。沾有他们血迹的旗帜就成了“血旗”，在游行时被尊为图腾。（另一个新发明的传统是当死者的名字在点名时被念到时，纳粹党员们齐声喊出“到”。）然而，希特勒似乎对《20世纪的神话》有着复杂的感情。在罗森贝格将手稿提交给他之后，希特勒积压了半年之久，直到1930年9月15日纳粹党在民意调查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之后才批准出版。也许希特勒推迟出版该书是为了等到纳粹党强大到足以承受失去罗马天主教徒支持的风险，而在该书出版后，这一情况也势必将会发生。这本书卖出了50万册，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所有中学和大专院校都被迫购买了此书。[1324]

如果希特勒推迟出版确实是因为担心《20世纪的神话》可能会疏离天主教徒，那么他确实是非常现实的。梵蒂冈对它的观点大为震怒，并于1934年将其列入《禁书目录》。科隆大主教舒尔特枢机（Cardinal Schulte）成立了由七名年轻神父组成的“辩护参谋团”，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列举出了书中的大量错误。为逃避盖世太保的追查，这一系列匿名小册子同时在五座城市印刷。这本书最残酷的用法是被作为揭发神父的工具：信仰天主教的纳粹党员奉命在忏悔时提到《20世纪的神话》，然后告发所有对纳粹的意识形态提出批评的神父。[1325]一时间，连罗森贝格都开始相信一种新的宗教正在形成——他在1939年8月曾与赫尔曼·戈林谈及此事。然而一个月之内德国便进入了战争状态，在那之后，《20世纪的神话》的影响日渐式微。罗森贝格仍然深受希特勒赏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还有了自己的部队“国家领袖罗森贝格特遣队”，简称ERR，专门负责洗劫艺术品。

虽然《艺术与种族》和《20世纪的神话》都语无伦次、主观武断，但它们因为对德国的思想和文化生活的攻击而走到一起。无论它们存在怎样的缺点和错误，也不管它们多么粗制滥造、充满偏见，它们代表了纳粹党人试图超越党派政治的界限，聚焦于思想领域的尝试。在宣扬这些观点的过程中，纳粹党对他们所认为的德国文明的问题已经深信不疑了。

许多人都对文明的前进方向忧心忡忡，而悲惨命运即将到来的例证也从四面八方涌来，那么这样的时期和氛围催生出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也许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人可能会说约翰·斯坦贝克是20世纪30年代失业状况的记录者，也有人会说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关于柏林的小说化解了《20世纪的神话》带来的险恶与荒谬。但人们的忧虑和凄凉的心情早已不仅局限于失业问题和德国境内，有一个人清晰地捕捉到了这种悲观情绪，他就是《美丽新世界》的作者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

阿道斯·赫胥黎出生在1894年，比他著名的生物学家哥哥朱利安·赫胥黎年幼7岁。[1326]他视力不佳，因此得以免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兵役之苦，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奥托琳·莫雷尔位于牛津附近的农场上干活，并在那里遇到了利顿·斯特雷奇、T. S.艾略特、马克·格特勒、米德尔顿·默里、D. H.劳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