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文明及其缺憾

毕生都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俩有缘相识是由于比阿特丽斯想找个人一起研究合作社运动，而她的一个朋友向她推荐了西德尼。韦伯夫妇的传记作家丽萨尼·雷迪斯提出，从总体上看，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作为组织者和理论家共同取得的成就要大于西德尼在内阁担任政治家时取得的成绩。他们著作等身，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观点，因此几乎没有人会对他们无动于衷。伦纳德·伍尔夫喜欢他们，但弗吉尼亚·伍尔夫不喜欢他们。[1311]

韦伯夫妇于1932年前往苏俄，当时他俩都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比阿特丽斯策划了这次访问，她感到资本主义已接近衰败的终点，而苏俄可能正好能够提供一种替代方案。在《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文明？》中，韦伯夫妇的意见与马克思相反，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不借助革命的条件下逐步实现，可以通过晓之以理，让人们相信社会主义，而平等也会逐渐形成（这正是费边主义的本质）。但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她和西德尼觉得如果资本主义可以被一扫而空，费边主义也可能难逃厄运。[1312]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集体性规划变得更加可行。在1930年底，比阿特丽斯开始阅读俄国文学，并得到了苏联驻伦敦大使及其妻子的支持。比阿特丽斯几乎立即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笔记：“苏联共产党政府可能仍然无法在苏联实现其最终目标，因为它一定无法用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征服世界，但它的壮举证明了孟德尔对生物进化所持的突然跳跃的观点是正确的，也反对了斯宾塞所认为的缓慢调整的观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赫伯特·斯宾塞曾是比阿特丽斯父亲的一位密友。）一年后，就在她动身前往苏联之前，比阿特丽斯写下了将被她的批评者牢记的话：“十年之内，我们就会知道是美国的资本主义还是苏联的共产主义会为大多数人带来更美好的生活……毫无疑问，我们站在苏联一边。”[1313]

1932年韦伯夫妇到访之际，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接近尾声。五年计划于1929年由斯大林发起，目的在于尽快推进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这样的计划在当时非常普遍：罗斯福于1933年启动了新政，而德国在1936年推行了旨在通过扩大公共工程、消除失业的沙赫特四年计划）。斯大林的“计划”直接导致了一百万富农遭到消灭，以及大规模的流放和饥荒。它拓展了克格勃的前身、秘密警察组织“格伯乌”的权柄，并通过恢复国内通行证的方式损害了工会的力量，从而制约了人民运动。五年计划也颇有建树，比如教育得到改善，惠及更多的孩子，妇女也获得了更多就业机会。但正如丽萨尼·雷迪斯所描述的那样，第一个五年计划“剥下了它宣传的伪装……预示着极权主义权力范围的深远延伸”。[1314]

韦伯夫妇受到贵宾的礼遇，却完全无从知晓苏联的这些负面因素。他们下榻列宁格勒阿斯托利亚酒店的套房里，套房面积之大让比阿特丽斯担心，“我们似乎成了新的皇亲国戚”。他们在斯大林格勒参观了一座拖拉机厂，列席一次共青团会议。在莫斯科，他们住在外交部下设的宾馆里，参观目的地则包括学校、监狱、工厂和剧院。他们还去了位于莫斯科东北150英里的罗斯托夫，在那里他们走访了几家集体农庄。在采访过程中，韦伯夫妇都依赖于口译人员的翻译。他们全程只看到了一个问题，有一家汽车制造厂没有达到生产指标，而他们设法收集到的数据也是由苏联政府提供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新政治家》杂志的两位缔造者采纳了任何自重的学者或记者做梦都不会发布的缺乏进一步证据的信息。他们本可以咨询《曼彻斯特卫报》驻莫斯科记者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他娶了比阿特丽斯的侄女）。但马格里奇对苏俄政府持强烈批评态度，所以韦伯夫妇不太关注他。在他们返程途中，比阿特丽斯写道：“苏维埃政府……代表了一种新的文明……以及一种新的人生观——这里有一种个人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全新行为模式，我相信所有这些一定会在未来几百年内传播到许多别的国家。”[1315]

用丽萨尼·雷迪斯的话说，《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文明？》“成于概念与眼界之不朽，败于判断之错误”。[1316]韦伯夫妇相信苏联共产主义优于西方，因为在苏联一般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家的管理。对他们来说，斯大林不是一个独裁者，而是“一系列委员会”的书记。他们认为共产党献身于消灭贫困的事业，党员“不享有任何法定特权”。他们认为秘密警察组织“格伯乌”做了“建设性的工作”。在以后的版本中，他们对书名作了修改，开始改为《苏维埃共产主义是一种新文明吗？》（1936），后来又改为《苏维埃共产主义：独裁还是民主？》（同年晚些时候出版），这表明他们的心态有了轻微的变化。即使是斯大林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末进行公开审判之后，他们仍然不愿意完全收回自己写过的东西。在1937年，随着斯大林大恐怖时期的暴行达到顶峰，该书的重印版更名为《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文明》，也就是说，去掉了问号。在1939年7月，在他俩结婚47周年纪念日当天，比阿特丽斯在日记中透露，《苏维埃共产主义》是“我们伴侣生涯的最高成就”。[1317]对资本主义的不满让一些人误入歧途，但几乎没有人像韦伯夫妇这般执迷不悟。

苏俄的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外的一种选择。还有一种选择已经随着纳粹高涨的信心开始在德国浮出水面。在魏玛德国时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理性主义者（即科学家和学者）与民族主义者（即泛德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斗争。泛德主义者仍然相信德国拥有一些特别之处，包括她的历史，以及她的英雄与生俱来的优越性。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曾经强调过德国与法国、美国和英国的不同之处，而这种希特勒非常喜爱的观点，随着纳粹党离国家政权越来越近，在纳粹党内部也逐渐普及。1928年，这种不断增强的信心导致了一本书的诞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本书绝不可能在巴黎、伦敦或纽约找到愿意将其付梓的出版商。

该书的文字极具煽动性，而图片更是变本加厉。在书页的一边是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和卡尔·施密特—罗特卢夫等艺术家的现代派绘画的复制品，但在另一边却是畸形和病态的人体照片——其中一些眼球凸出，另一些患有唐氏综合征，还有一些则患有先天性愚型。该书的作者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保罗·舒尔茨—瑙姆堡（Paul Schultze-Naumburg），书名叫作《艺术与种族》。其主题虽然怪诞，却对国家社会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318]舒尔茨—瑙姆堡的理论是，他书中所示的畸形和病态的人是许多现代（尤其是表现主义）艺术家作品的原型。舒尔茨—瑙姆堡说，这种艺术是堕落的艺术。他的做法似乎受到了几年前海德堡大学城开展的一项科学研究的启发。海德堡当时已成为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创作的艺术作品的中心，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精神疾病的核心问题。1922年，精神病学家汉斯·普林茨霍恩基于450名患者创作的超过5000幅作品以及他的调查材料，发表了他的研究《精神病患者艺术作品选》。这项研究表明，精神病患者的艺术作品展现出了一定的特质，该研究引发的严肃关注远远超出了医学界的圈子。[1319]

《艺术与种族》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这是因为它的残酷“理论”契合元首的目的。虽然希特勒不时地攻击现代艺术和现代艺术家，但和其他的主要纳粹分子一样，他同样生性反对知识分子。对他来说，历史上最伟大的人都是实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