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文明及其缺憾

论的问题。对英奇来说，这些领域之间存在根本的联系，因为它们都是关于时间的问题。宇宙诞生、膨胀、收缩以及最后在他所谓的“诸神的黄昏”中消亡，这样的思想显然是令人担忧的，因为它意味着永恒并不存在。

进化论的主要作用是贬低过去的思想，认为更为现代的思想已经“进化”并超过了它们。[1297]因此，英奇故意广泛引用了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以古希腊为主）来支持其论点。他的目的是为了彰显这些古代哲学家的思想相较于现在的思想而言是多么辉煌。他多次提到“种族退化”的趋势，以表明进化并不总能催生进步。他也承认，他的观点是凭直觉获得的，但坚持认为（就像诗人在魏玛德国所做的一样）直觉的存在就是上帝的标志，而科学对此并没有给出真正的答案。[1298]与亨利·柏格森一样，英奇承认生命力的存在，也承认科学知识与上帝的存在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他和巴恩斯一样，将良善的概念本身以及多半在祈祷时出现的令人心醉神迷的神秘体验视为上帝存在的证据，而且他说这种体验无法通过任何科学手段加以解释。他认为，文明自有其压力和步调，正是文明让我们和这种体验疏远开来。他暗示，上帝的存在可能类似于科学家所谓的“突生性”现象，其经典范例就是水分子，它们并不像水那样具有液体的性质。换句话说，这是运用科学的比喻来支持上帝的观点。[1299]英奇与巴恩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无法接受最新的科学进步：“上帝选择在无生命的自然中，而不是在人的思想或心灵中越发清楚而直接地展现自己的存在，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我的结论是，物质宇宙的命运对宗教来说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1300]和巴恩斯一样，英奇也没有提到弗洛伊德。

在巴恩斯和英奇发表各自观点之后一年，伯特兰·罗素出版了一本短小精悍的作品《宗教与科学》。罗素与宗教的关系是复杂的。[1301]他有许多信教的朋友（尤其是奥托琳·莫雷尔女士），他对他们既羡慕又恼火。在一封写于1912年1月的信中，他说：“我们所知的是，有时光临我们生活的事物是如此美好，比日常的事物好上太多，仿佛它们来自另一个世界，无法从我们自己的世界中产生。”[1302]但后来他又说，“不过我有另一种看法……根据这种看法，悲伤是终极真理……我们在痛苦中呼吸……思想是通往绝望的道路。”[1303]

在《宗教与科学》中，罗素囊括了与巴恩斯和英奇大致相同的内容（哥白尼革命、新的物理学、进化、宇宙的意义），但他还纳入了对医学、鬼神学和奇迹的分析，以及一章关于决定论和神秘主义的内容。[1304]在书的大部分内容中，他向读者展示了科学如何能够越发全面地解释世界。对于一个科学家而言，他对神秘主义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宽容，宣称他曾有耳闻的一些通灵实验“对理智之人是有说服力的”。在全书结尾关于科学与伦理的两章里，他以逻辑学家激烈的口吻，试图证明并不存在客观之美或客观之善。他开头的陈述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佛教徒。”他说，这样的陈述可以通过“举出一位中国基督徒的例子”驳倒。[1305]另一方面，“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佛教徒”这样的说法则无法“被任何来自中国的证据［即关于中国佛教徒的证据］”驳倒，而只能通过举证“我不相信我所说的话”来反驳。如果一位哲学家说，“美是好的”，这句话可能有两种意思，“每个人都热爱美”（对应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佛教徒”）或者是“我希望每个人都热爱美”（对应于“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佛教徒”）。“后两句未做任何主张，但表达了愿望。由于它没有作任何断定，因此逻辑上不可能存在任何支持或者否定它的证据，也不存在它可以用以成为真理或谬误的证据。前两句并没有仅仅表示愿望，而是确实提出了陈述，但这是关于哲学家思想状态的陈述，只能用他并不具有他所声称的愿望这样的证据来加以反驳。前两句不属于伦理范畴，而属于心理学或生物学范畴。后两句虽然的确属于伦理范畴，且表达了对某事物的愿望，却未作任何主张。”[1306]

罗素接着写道：“我的结论是，虽然科学的确不能决定价值问题［英奇的观点］，但这是因为价值问题根本无法在知识上进行决定，它们存在于真理和谬误的领域之外。无论我们可以获得怎样的知识，都必须通过科学方法来获得。而科学所不能发现的东西，人类则无法认识。”[1307]同样，他也没有提到弗洛伊德。

西班牙作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于1930年出版的《大众的反叛》对科学发起了完全不同的攻击。奥尔特加是马德里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在退化，原因在于大众社会里毫无特征的异化之人的增加，而这种增加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学发展所致。对奥尔特加来说，只有当人民通过投票将权力赋予“少数精英”时，才能产生真正的民主。而他认为事实上出现的是“超民主”，即渴望权力的普通人和平庸之辈厌恶所有与自己不同的人，并因此催生了一个“均质的……空洞”社会。他谴责科学家，因为他们造成了专业化的加剧，以至于科学家现在都成了“有学问的无知者”，即对极狭小的领域知之甚笃，代价却是忽略更广阔的全景，只关注他们自己关心的小天地。他还发现这样的科学家“自鸣得意”，他们是形式非常现代的退化范例，助长了文化缺失的趋势。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属于文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或称尼采主义者。在他的另一本著作《艺术的去人性化》中，他认为“现代艺术的基本功能是将公众分为两大类：能够理解现代艺术的人和不能理解的人”。[1308]他认为精英，即“具有精细感官的少数特权者”能借助艺术的手段认识自己，并将自己与“死气沉沉的社会大众”区别开来，而大众则是“历史进程中的惰性物质”。他相信庸俗的民众希望了解的是诗人背后的那个人，对任何纯粹的美感兴趣寥寥（艾略特应该会对此表示赞同）。对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来说，科学和大众社会都同样不利于“高雅”的东西。

随着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兴起，而西方世界又这般诸病缠身，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苏联，以考察社会组织方式的替代系统，看看西方是否能学到什么东西。包括乔治·萧伯纳和伯特兰·罗素在内的许多西方知识分子都在20世纪20和30年代访问过苏俄，但当时最有名的访问来自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夫妇，他们关于此次访问的作品《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文明？》于1935年出版。

在这部作品问世之前很久，韦伯夫妇就已经对英国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还交友广泛，同巴尔弗夫妇、霍尔丹夫妇、迪尔克和萧伯纳夫妇私交甚笃。[1309]西德尼·韦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两届工党政府中担任内阁大臣，他们俩组成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知识伴侣（西德尼一度被称为“英格兰最有才华的人”）。[1310]他们于1896年成立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1913年又创办了《新政治家》杂志，并在创建福利国家和发展费边社（一个笃信逐渐演变具有必然性的社会主义组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或单独或联合撰写了近百部书籍和小册子，其中包括《一天八小时》、《济贫法的改革》、《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男性和女性的工资待遇：是否应该平等？》以及《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韦伯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