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文明及其缺憾

免过于简单。[1265]这个想法在他成为一名警官之前很久就已经在他的心里埋下了种子。根据他的传记作家迈克尔·谢尔登所说，圣塞浦路斯学校的经历给他灌输了腐朽的价值观，让他在年少之时就对成功产生了偏见。获胜是那所学校里唯一重要的东西，而要想成为胜利者就需要“变得更高大、更强壮、更英俊、更有钱、更受人欢迎、更优雅、比其他人更加寡廉鲜耻”——总之，“在各方面都成为佼佼者”。后来，他这样叙述这段经历：“人与人之间分出了等级，无论发生什么都是正确的。强大者赢在情理之中，也不放过赢的机会，而弱小者则注定失败，永远一败涂地。”[1266]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弱者，而且不管他做什么，“他永远不会成为赢家。对他来说，慰藉在于知道失败之中也包含着荣誉。人们可以因为拒绝了错误的成功观而感到骄傲……我可以接受失败并尽力而为”。[1267]在奥威尔最负盛名的四部作品，有两部以报告文学的形式探讨了最虚弱（和最贫穷）的社会环境，即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流浪贫民。另外两部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则探讨了权力和成功的本质，以及它们容易遭到滥用的方式。

离开警察队伍后，奥威尔在父母身边陪伴了数月，然后在1927年的秋天搬到了西伦敦波托贝洛路的一间小屋内。他开始尝试写小说，游走于伦敦东区，与流浪汉和乞丐比邻而居，以便理解穷人的生活，体会他们的苦衷。[1268]在拒绝了“一切形式的人对人的统治”之后，他希望“立即开始研究被压迫者，成为他们的一员，与他们并肩对抗暴君”。奥威尔担心自己的装束影响探访，为此专门买了一件破烂不堪的大衣，一条黑色粗棉布裤子，“一条褪了色的围巾和一顶皱巴巴的帽子”。他还改变了说话方式，担心自己受过教育的口音暴露身份。他很快熟悉了西印度码头周围的破烂区域，那里鱼龙混杂，码头装卸工人、商船水手和失业劳工等各色人等共同混居在一所位于莱姆豪斯堤道的出租房里（房费9便士一晚）。以这种方式为下层人民所接受之后，他决定“继续流浪”，并在一段时期内游走于整个伦敦东区，在肮脏的“临时收容所”（即当地济贫院搭建的棚屋）过夜。这些经历构成了1933年出版的《巴黎伦敦落魄记》的主要内容。当然，奥威尔从未真正落魄过。正如迈克尔·谢尔登所说，奥威尔的流浪生活有些游戏的性质，反映了他对自身背景、抱负和未来的矛盾心理。但这种游戏并非毫无价值。他所能帮助这些不幸的人的最佳途径就是替他们说话，“提醒世人，他们也是人且理应生活得更好，他们也有着真实的痛苦”。[1269]

1929年，奥威尔去了巴黎，以证明贫困并非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在巴黎，他在拉丁区一条狭窄而破旧的小街（铁锅街）上一家破败的酒店里租了一个小房间。他说房间的墙壁很薄，“旅馆里到处是灰尘，永远有烦人的臭虫”。[1270]他因此神经衰弱。[1271]不过，离他住处不远就有许多体面的邻居，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坐落在其中一个街区，让—保罗·萨特是该校的得意门生，而塞缪尔·贝克特也刚刚成为那里的老师。再往前走一点就是贡特斯卡普广场，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雪》中深情地勾勒了那里“醉汉、妓女和可敬的劳动人民”混杂的场景。[1272]而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则说，他惨遭窃贼洗劫，几乎落得身无分文。[1273]

《巴黎伦敦落魄记》的出版商是维克托·戈兰茨（Victor Gollancz），他于1929年创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并在考文垂花园设立了办事处。戈兰茨奋发图强，精明能干，很快生意就蒸蒸日上。他付给签约作者一小笔定金，在书籍广告上却不惜大笔投入。他出版各种门类的书籍，但政治题材是他的最爱，他本人也是一位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奥威尔作品具有的社会意义要远大于政治意义，但戈兰茨看重的是它“对社会不公的有力抨击”。[1274]《巴黎伦敦落魄记》于1933年1月初出版之后，立即取得了成功，新闻媒体一片赞誉之声（康普顿·麦肯齐也赞不绝口）。奥威尔认识到，对于贫困，任何快速或油嘴滑舌的解决措施都不可能奏效。在此之后，他在观念上发生了改变，希望贫困不再被视为“一种感染无力自助之人的可耻疾病”。[1275]他强调甚至许多慈善工作者都持有类似想法，即“一些穷人心有悔悟，仿佛贫困意味着灵魂的罪恶”。他认为，这种态度与持续存在的贫困现象紧密相连。

《巴黎伦敦落魄记》之后，奥威尔接连出版了三部作品，分别是《缅甸岁月》、《牧师的女儿》和《让叶兰在风中飞舞》。每部作品都审视了英国生活的一个方面，并为奥威尔树立了声誉。1937年，他回归报告文学/社会学式的写作风格，创作了《通往威根码头之路》。这部作品出自他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崛起的高度政治敏感性，以及他不断增长的信念，即“社会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唯一不得不面对的敌人”。[1276]戈兰茨曾要求他撰写一部作品，题材定为失业这一自大股灾以来20世纪30年代的苦难根源。这几乎算不上一个有创意的题材，奥威尔本人也确实在几个月前拒绝了《新闻纪事报》几乎相同的提议。[1277]但出于更积极地参与政治的想法，他同意了。他从考文垂出发，向北来到曼彻斯特，在一位工会官员家中搭伙，正是此人建议他前往威根采风。[1278]他在一家牛肚店楼上找了间屋子，和人轮换住，而在房间里他发现长久以来没有任何人来打扫过的迹象。其他房客告诉他，“地下室里储藏的牛肚上爬满了蟑螂”。有一天他甚至在吃早餐时“惊慌地”发现桌子下面放了一个装得满满当当的尿盆。[1279]根据谢尔登所说，奥威尔花了很多时间在当地的图书馆处理煤炭行业和失业率的统计数据，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四处游走，视察住房条件、运河以及煤矿，采访煤矿工人和失业者。他后来将威根形容为“可怕的地方”，将下煤矿的经历形容为“破坏性极强的体验”。他不得不蒙头大睡一整天来克服其影响。[1280]“在此之前他没有意识到他这样身高的人是无法在矿井里站直的，他也不知道从竖井到采煤工作面的步行距离可以长达三英里，而在这种狭窄环境里行走‘足以让我四天之内抬不起腿来’。然而这趟步行只是矿工一天工作的开始和结束。‘有时候在我累得跪下来之后，我的膝盖简直再也抬不起来了。’”[1281]奥威尔从图书馆得到的数据表明，煤矿工人遭遇的事故发生率之高，简直骇人听闻。在过去的八年里，已有将近八千名矿工死亡，六分之一的矿工受伤。煤矿中的死亡过于稀松平常，以至于几乎形成了这样的惯例：“每当有矿工死去，他生前每位同事的工资中都会被扣除一先令，捐献给一项为寡妇设立的基金。但这种扣款以可怕的频率不断发生，以至于煤炭公司刻了一枚‘死亡扣除款’字样的橡皮图章，以便在工资支票上做出标记。”[1282]在北方地区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调查之后，奥威尔在回家的火车上目睹了最后一幕令他震惊的画面，那是人们面对冷酷现实的无情索取所付出的代价。他发现一名年轻女子站在她的房子后面，试图用棍子疏通管道。“火车经过的时候她抬起头来，我离她很近，几乎能看清她的眼神。她有一张苍白的圆脸，是那种贫民窟女孩常有的、由于流产和做苦工造成的憔悴面孔，只有25岁却看起来像40岁。就在我看着她的那一瞬间，她的脸上带着我此生见过的最凄凉、最无助的表情。我突然发现我们所说的‘我们和穷人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以及出生在贫民窟的人们除了贫民窟之外什么也不知道，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