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文明及其缺憾

250]私刑的数量从1892年的155起下降到了1920年的57起，1928年更是只有8起，这也是私刑年发生量首次跌至个位数。但每年8起私刑仍然是一个可怕的统计数字。[1251]也许更具启发性的是偏见的演变所展现的方式。例如，人们普遍认为黑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结核病易感性，以至于预防或治疗措施的支出几乎毫无用处。与此同时，人们还认为黑人对于诸如癌症、疟疾和糖尿病等疾病具有相应的免疫力，所以不需要给予他们任何特殊的治疗措施。人们也注意到，在黑人之中，多数人的意见总是少数人受到损害的原因。[1252]然而，约翰逊的调查还首次以非常深入的方式表明，人们健康的先决条件是各种社会因素而非种族因素。一项针对15座城市（包括纽约、路易斯维尔和孟菲斯）的调查显示，黑人的人口密度并不低于白人，在有的地区甚至高达白人人口密度的四倍。[1253]黑人的死亡率在15个州都高于白人，在某些州则高达白人的两倍。这些统计数据所呈现的图景将逐渐为人所熟知：黑人正开始占据城市中心区域，那里的房屋更加狭小，工程质量更差，配套设施也更为简陋。而在司法实践方面，已经出现了当时所谓的“法律惯例”方面的差异。[1254]一项囊括10座城市（包括克利夫兰、底特律、巴尔的摩和其他城市）的调查显示，黑人遭到逮捕的几率比白人高出2至5倍，虽然他们最后被判处一年及以上刑期的几率比白人要低2.5倍。无论这些调查表明了什么，事实是黑人并不像许多白人认为的一样，天生就具有实施暴力的生物学倾向。

W. E. B.杜波依斯为约翰逊的书所撰写的部分中重复了他的观点，即种族之间假想的生物学差异必须被彻底抛弃。与之相反，人们更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学的统计数据上。这些数据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扩展，也揭露了种族歧视对于黑人地位的影响。他说，这些数据在教育领域尤其有用。黑人大学生的数量已由1900年的1000人增加到了1931年的19000人，而获得学士学位的黑人数量也从150人增加到了2000人。这些数据戳穿了黑人永远没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观点。[1255]杜波依斯从未动摇过自己的观点，即对生理和心理差异的执迷是怀有种族偏见的白人用于否认种族之间真实社会学差异的工具，而白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差异的罪魁祸首。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赫伯特·米勒认为，20世纪20年代实施的更为严格的移民控制已经在种族歧视的目的下，“通过用欧洲移民代替黑人移民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种族关系”。[1256]《美国文明中的黑人》产生的长期影响并不乐观。美国自视为一切皆有可能的国家，黑人的状况却与这一精神不符。

查尔斯·约翰逊来自城市，他久经世故，博闻强记，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明星，他与来自南方腹地乡村的偏执狂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有着天壤之别。在1929至1936年间，福克纳创作了四部传世杰作，分别是《喧哗与骚动》（1929）、《我弥留之际》（1930）、《八月之光》（1932）以及《押沙龙，押沙龙！》（1936），其中后两部专门探讨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问题。

福克纳住在密西西比州的牛津市，他深爱着南方，着迷于南方及其历史，即他的传记作家所谓的“伟大的发现”。[1257]对福克纳来说，南方在美国内战中的战败将这片土地困在了过去。他意识到，美国的大部分地区都乐观向上，没有太多的过去，移民永远在改造着当下的世界，然而南方则是一片被孤立的不同之地，与蓬勃发展的北方和西部沿海几乎背道而驰。福克纳希望通过剖析南方，以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方式重建它的过去，去描述一个已遭废弃但仍负隅顽抗的文明的不满。他所有关于南方的伟大著作都涉及自负的家族，并随心所欲地虚构出一些背景，人们在其中永远都跨越了藩篱，尤其是那些阶级、性别和种族的藩篱。这些家族要么冉冉升起，要么日薄西山，而背景则是耻辱和乱伦，《八月之光》和《押沙龙，押沙龙！》中还有种族通婚。这些元素的组合激发了激情、暴戾、死亡和自杀以及挫败的家族野心。

福克纳最典型的写作方法体现在《押沙龙，押沙龙！》中。除去情节之外，这本书与《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一样非常难以理解。福克纳强行给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时间上的倒叙、不加提醒但快速交替的视角以及只会在后文解释的晦涩引用。[1258]他的目的是在不向读者伸出指引之手的情况下，向他们展示社会的混乱。正如他书中的人物致力于创造属于自己的身份和财富一样，读者也必须自行领会福克纳的用意所在。[1259]

在《押沙龙，押沙龙！》的开篇，罗莎·科德菲尔德小姐找来了她的朋友兼业余历史学家昆丁·康普生，给他讲述了关于南方王朝奠基人托马斯·萨德本的兴衰故事。萨德本的儿子亨利枪杀了他的朋友兼战友查尔斯·邦，从而导致了王朝的灭亡。[1260]亨利·萨德本杀害自己最好的朋友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康普生通过在稀少的事实中添加自己的想象，逐渐填补了这个故事的空白。[1261]最终，谜团得以破解。查尔斯·邦实际上是托马斯·萨德本早年与一名黑人女子结合的产物（因此也是他的长子）。在萨德本拒绝承认其长子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构成整座王朝大厦基础的“巨大罪恶”，也暗示着南方本身。福克纳并不逃避道德困境，但他的主要目的是描述道德困境所导致的苦痛。在查尔斯·约翰逊为美国北部城市社会的弊病分门别类之时，福克纳也怀着同情，照亮了南方社会的不完善之处。

如果说种族问题（仍然）是美国的痼疾，那么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将人们分成三六九等的则是阶级。在这里，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股灾之后，有一个人为宣传英国的下层阶级与极度贫困之间的紧密联系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就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奥威尔身兼记者和小说家并非偶然，身处那个时代的他注定会更喜欢报告文学。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告诉我们的，随着《时代周刊》和新闻短片等新媒体的发展，报告文学的伟大时代在20世纪20年代才刚刚开始。“报告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1929年的法语字典里，被收入英语字典则在1931年。当时的许多小说家（欧内斯特·海明威、西奥多·德莱塞和辛克莱·刘易斯）要么就是记者，要么当过记者，要么将会成为记者。[1262]

奥威尔本名埃里克·布莱尔，于1903年6月25日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西北部孟加拉的偏僻小镇莫蒂哈里，从小浸淫在英国传统的（也就是说，享有特权的）中产阶级教育中。他曾就读于伊斯特本附近的圣塞浦路斯学校。他在寄宿时常常尿床，并在那里结识了西里尔·康诺利。随后他被送到惠灵顿公学和伊顿公学学习。[1263]毕业后，他加入了印度皇家警察并在缅甸服役。他不满于皇家警察的生涯，于是提前离开了缅甸，开始了写作生涯。“他感觉作为一名年轻军官在东方服役的‘成功’经历污染了自己，于是想要逃避所有能让他想起那个他曾听命的不公正制度的东西。”“我感到自己不仅必须摆脱帝国主义，而且必须摆脱一切形式的人对人的统治，”他后来解释道，“失败在我看来是唯一的美德。一切自我发展的嫌疑，甚至在生活中一年赚几百块钱的‘成功’，在我看来在精神上都是丑陋的，是一种蛮横。”[1264]要说奥威尔不希望成功的愿望是他缅甸经历的直接后果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