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文明及其缺憾

。如果有人病倒了，那是由于别人诅咒的结果。疾病的符咒被广泛出售，其中一些人垄断了某些疾病的符咒。在贸易方面，欺骗对方被赋予最高价值。“由此可见，多布人既郁郁寡欢、小心谨慎又情绪亢奋，他们被妒忌、猜疑和愤懑所吞噬。在那样一个充满恶意的社会中，人们每一次都要以冲突的形式，而且要能击败对手，才能取得成功。”[1240]欣喜若狂的舞蹈是夸扣特尔人宗教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继承的财产（甚至包括能够发现大比目鱼的海域）是社会的主要组织基础。非物质的东西，如歌曲和神话等，也是财富的形式，其中一些可以通过杀死其拥有者来获得。夸扣特尔人的一年被分为冬夏两个季节，在夏天，人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得到尊重，而在冬天则更加崇尚社会平等。[1241]

本尼迪克特掀起论战的章节与她报道原始社会的章节并驾齐驱。在这里，她的观点显然极大地得益于博厄斯。她的主题旨在展现人性极强的可塑性，地理上相互独立的社会可以围绕人性的不同方面，赋予这些社会以典型特征。有些文化，她说，是“酒神型文化”，围绕情感组织起来；而其他的是“太阳神型文化”，围绕理性建立。[1242]而在旁征博引之中，她认为堂吉诃德、巴比特、米德尔敦、D. H.劳伦斯以及柏拉图的同性恋可能都需要在人类学的环境中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也就是说，需要将它们作为根本无法比较的人性的正常变化来加以理解。社会必须基于其自身情况进行理解，而不是依据某种单一的衡量标准加以判断（当然，在这些衡量标准中，“我们”，即白人，总是用得最多的）。在创建自己“文化模式”的过程中，其他社会和其他文明避开了西方文明面临的一些问题，也创造了他们自己的问题。[1243]

现在已经几乎不可能恢复人类学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掀起的热潮了。[1244]那是一个大规模空中旅行、大众旅游和电视兴起之前的时代，在那些“原始”部落发生改变或被赶尽杀绝之前对他们进行的探索，也是世界上最后的伟大冒险之一。在人类学家这个小圈子里，人们互相了解（有时候他们还因此结为连理，米德有过三任丈夫，其中两个是人类学家，她自己有段时间也曾是本尼迪克特的情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存在着改革运动的成分，表明所有的文化都是相对的，这种信息包含在他们的社会/政治观点中（米德信仰开放式婚姻，而出身农民家庭的本尼迪克特则依靠自学成才）。

本尼迪克特的作品和米德的作品同样成功，多年以来行销数十万册，不但书店有售，甚至连杂货店也能买到。博厄斯的两位学生用自己的研究，加上博厄斯以及马林诺夫斯基和米德的丈夫雷奥·福琼的研究，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无意识的种族优越感，更不用说性别沙文主义，在20世纪前半叶要比现在强大得多，而人类学家以科学的方式提出的结论具有深远的解放意义。博厄斯、本尼迪克特和米德的目的是确立文化在决定人类行为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反对生物学在人类行为方面的支配地位。他们的其他目的（比如表明社会只能基于其自身情况进行理解）则具有深远影响。的确，对于人类学这门相对较小的科学来说，它已经促进了20世纪最伟大思想之一，即相对主义的诞生。玛格丽特·米德很好地表达了这一观点。1939年，她躺在床上，双腿跷在椅子上（她解释说，“这是孕妇唯一的姿势”），草草记下了一些撰写《来自南海》的“序言”的灵感，这是一部关于太平洋社会的人类学著作。“在1939年，”她预言说，“人们提出的社会科学问题将比1925年更为深入，也更加彻底。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必须决定是要迈向更加有序的异质性，还是惊恐地退回到一些单一的标准。而后者将浪费十分之九的人类潜能，我们也不得不以高昂的代价换取安全感。”[1245]

社会学家并不为异国情调和异乡土地所动。为了试图弄清西方资本主义抛出的诡辩，国内还有许多研究亟待开展。这里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罗伯特·E.帕克（Robert E. Park），他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在赋予社会学更科学地位的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及。芝加哥大学是美国在19世纪末成立的三所大型研究型大学之一，仅次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克拉克大学。（正是这些研究型大学率先为想要在美国成为学者的人们设立了博士学位的门槛。）芝加哥大学树立了四大思想学派：以约翰·杜威为首的哲学学派，以帕克为首的社会学学派，以查尔斯·梅里亚姆为首的政治学派以及在20世纪晚些时候才建立的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经济学派。帕克在社会学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把社会学从本质上个人的观察活动转化为一门以经验为基础的学科。[1246]

芝加哥社会学学派出品的第一项值得注意的研究是《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虽然这本著作现在已不为一般人所知，但仍被社会学家视为集实验数据和归纳概括于一身的里程碑式研究。W. I.托马斯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在波兰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调研，然后随成千上万的波兰移民来到美国，从而实现了对大西洋两岸同一民族的研究。他们获准阅读私人信件、移民局档案以及报纸档案，尽可能地还原出整个移民经历的完整画面。在此次研究之后，芝加哥学派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当时各种不同的“不满”或“不满”表现的研究：弗雷德里克·思拉舍1927年发表的《帮派》、路易斯·沃思的《贫民区》、露丝·肖恩勒·卡万的《自杀》和E.T.希勒的《罢工》均发表于1928年；以及约翰·兰德斯科发表于1929年的《芝加哥的有组织犯罪》。其中多项研究直接指导了政策制定，帮助芝加哥减少犯罪或自杀，或让街头黑帮销声匿迹。帕克始终与当地社区委员会合作，从而确保他的研究符合当地人民真正关心的问题。芝加哥社会学学派在1918至1935年间发挥了巨大影响，但该学派的重要性与调查技术、非导向访谈和态度测量的发展息息相关。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发掘出更多人群分组的心理途径，超越枯燥无味的政府调查呈现的画面。[1247]

芝加哥学派最著名的调查是一次审视，对象是让美国文明受害最深的不满（甚至堪比大萧条造成的失业）：种族问题。1931年，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出版了《美国文明中的黑人》，第一次给出了一幅美国黑人的统计图像，而黑人取得的进步或进步的缺失都可以通过这幅图像得以衡量。[1248]该书出版之时，约翰逊实际上身在菲斯克大学任教，他于1922年师从帕克，并将《美国文明中的黑人》纳入社会学系的系列研究项目。[1249]约翰逊为哈莱姆文艺复兴做出了无人能及的贡献，他相信如果美国黑人通过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实现平等或得到尊重，他就应当利用艺术的方式实现这一目的。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约翰逊主编了面向黑人的纽约杂志《机遇》，但在20年代末他回到了学术界。《美国文明中的黑人》一书的副标题是“基于社会调查的黑人生活与种族关系的研究”，而研究正是其强项所在。该书堪称有史以来对黑人地位最彻底的分析，汇编了政府记录和报告、卫生和犯罪统计数据以及各种图表、表格、曲线图和清单。在当时，许多黑人（当时被称为“黑鬼”）都对奴隶制记忆犹新，其中一些人还参加过南北战争。

统计数据显示，黑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黑人的文盲率已经从1880年的70%下降到了1920年的22.9%。但与1920年仅有4.1%的白人文盲率相比当然还相差甚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