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文明及其缺憾

，是困难和冲突完全不可避免的时期”。[1220]换句话说，它在心理的发展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有些思想认为青春期的问题纯粹或主要由生物学因素导致，博厄斯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觉得文化和基因对这些问题负有同等程度的责任。[1221]

1925年9月，玛格丽特·米德在太平洋西南部美属萨摩亚（Samoa）的主要岛屿图图伊拉岛的首府帕果帕果度过了几星期时间。[1222]她下榻的酒店因作家萨默塞特·毛姆于1920年在此创作的短篇小说《雨》而闻名，[1223]而她也在开展田野调查之前学习了萨摩亚语的基础知识。[1224]根据她的初步调查，米德告诉博厄斯，她建议将田野调查的地点选在帕果帕果以东约一百英里的塔乌岛，该岛是组成马努阿群岛的三座小岛之一。“这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岛：岛上的村庄拥有数量充足且足够原始的青少年，在村子里我还可以和美国人住在一起。我可以吃当地人的食物，但我不能六个月都靠这些食物为生。它们的淀粉含量太高了。”[1225]一艘政府轮船每隔几个星期都会停靠在岛上，但她认为如此低的频率不足以破坏这个岛上未被污染的独立文化。塔乌岛上的人“比萨摩亚任何其他地区的人都更加原始，更加质朴。……除了海军医务室的负责人、他的家人及两名医务兵之外，岛上没有别的白人”。岛上的气候远远谈不上完美：全年湿度80%，华氏70—90度，一天五次“倾盆大雨”，“雨滴和杏仁一样大”。然后太阳出来了，岛上的一切，包括人们都处在“蒸笼”之中，直到蒸干为止。[1226]

米德将对这次田野调查的描述写成了《萨摩亚人的成年》，它在1928年面世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在引言部分的结尾叙述了夜幕降临之后岛上发生的故事。她写道，在月光下，“男人们和少女们”会翩翩起舞，“不时地有人从圈子中离开，向树林深处信步而去。有时，人们一直到午夜时分才尽兴而散，这时只剩下海潮柔和的拍击声和着情人们的温柔细语，直到第二天的黎明小村才会再次苏醒”。[1227]她描述年轻人之间的“嬉戏”，“尤其在年轻女性群体中最为常见，经常表现为以调皮地抓抢对方的生殖器为乐趣”。她说，让她感到满意的是，对这些女孩来说，青春期“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危机或压抑，相反，她们有条不紊地发展了一系列日趋成熟的兴趣和行为。姑娘们的头脑不因任何冲突所烦恼，不为任何哲理所迷茫，也不因任何不着边际的雄心大志所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唯一的宏愿就是在做姑娘时尽情地谈情说爱，结交情郎，然后在本村找个丈夫，安家立业，尽量住得离亲属们近一些，并多生几个孩子，以此打发一生”。她坚持认为，萨摩亚人不具有哪怕一丁点儿的“浪漫爱情。而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浪漫爱情总是与一夫一妻制、排他性、嫉妒以及坚定不移的忠贞相联系的”。[1228]与此同时，独身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1229]萨摩亚，或者至少是塔乌的生活，是一种牧歌式的田园生活。对米德来说，这座岛屿只存在于“粉彩画的色调”中。在她的设想中，整个萨摩亚都是这样一幅画面。但事实上，这种概括是不准确的，因为萨摩亚的主岛就在1924年发生了政治问题和一起谋杀事件。在塔乌，米德受到了当地人的善待并与他们保持了恰当的距离，萨摩亚人爱称她为“玛科丽塔”，这是他们一位死去的王后的名字。《萨摩亚人的成年》大获成功的一个原因，在于当她的出版商威廉·莫罗阅读完该书的初稿后，建议米德增加两个章节，以解释她的发现与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之间的关联。在增加的章节中，她强调了“弗朗茨爸爸”的方法，即强调文化而非生物学的主要地位。青春期并不一定需要动荡：弗洛伊德、霍妮和其他人都是对的，西方文明要对这其中的许多问题负责。该书广受学界好评，支持者包括性学家哈维洛克·艾利斯，《野蛮人的性生活》的作者、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以及H. L.门肯。米德很快成为了全世界最著名的人类学家。[1230]

继《萨摩亚人的成年》之后，米德随后又在20世纪30年代初推出了两部基于田野调查的著作，分别是《新几内亚人的成长》（1930）和《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1935）。一位批评家认为，在这些作品中，玛格丽特·米德怀着“恶魔般的喜悦”强调了所谓的文明人和他们更加“原始”的亲戚之间差距的微小。但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米德对原始社会并非不加批评，而她所有作品的重点都意在提请人们注意文化的不同。在新几内亚，大人们可能会让孩子们玩耍一整天，但她说：“唉，对于理论家们来说，这些孩子的游戏就像小猫小狗的嬉戏一样。不像那些文明社会的孩童游戏，充满了从他们崇拜的成人传统借鉴的丰富含义，他们的童年生活沉闷而乏味，只是怀着愉悦的心情追逐嬉闹，累了就喘着气瘫倒在地上，等到休息好了便再度开始嬉闹。”[1231]在《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中，她观察了阿拉佩什人的社会，发现他们“几乎无人知晓”战争和个人攻击行为。阿拉佩什人对艺术几乎一窍不通，而最让她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对男女之间也几乎不加区别，至少在心理方面是这样。[1232]在阿拉佩什人之后，她在新几内亚研究的第二个原始部落是蒙杜古马人，他们生活在塞皮克河的支流源店河流域。她说，她发现这个民族让她厌恶。[1233]猎取人头和吃人肉的行为在三年前才终止。在这里，她记载道，河上经常漂浮着幼小婴孩的尸体，“外表肮脏，无人认领”，就这样顺流而下。[1234]“他们一直在这里丢弃婴儿。”米德写道。而那些没被丢弃的婴儿，她说，则被装进随身携带的硬质篮子里，他们没法向外张望，也没有多少阳光能透进篮子里去。孩子们哭泣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拥抱或者爱抚他们，所以对米德来说，这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感觉不到爱，所以蒙杜古马社会“充斥着猜疑和不信任”也就不足为奇了。她研究的第三个原始部落是居住在塞皮克河上游50英里处的德昌布利人。在他们的社会里，西方社会熟悉的男女角色被颠倒了。女性是“占主导地位的、感情内敛且担负责任的一方”，而男性则“责任较少，情感上更加依赖伴侣”。[1235]米德在“狂欢般的田野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人性几乎具有难以置信的可塑性，能够对差异巨大的文化条件作出准确而截然不同的回应。”

与《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同年出版的是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该书或许可以被称为“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经济交流、宗教及食品生产与争夺”，因为这两部作品有许多共同之处。[1236]本尼迪克特观察了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祖尼印第安人（美洲原住民当时仍被称为“印第安人”，即便人类学家也概莫能外）、新几内亚的多布人和居住在阿拉斯加和普吉特海湾太平洋沿岸的夸扣特尔人。该书再次对文化方面的大量特质进行了描写。祖尼人是“一个将节制和无害视为最高美德的民族”，他们很依赖模仿性质的巫术：比如将水洒在地上来求雨，[1237]以及对孩子们不时进行仪式性的鞭打来“免除坏事的发生”。[1238]财产所有权，尤其是对神圣物品的所有权，是属于母系家族的，而除开宗教之外，祖尼人生活的主要方面则是礼貌和有序，个性则淹没在族群之中。与之相反，多布人则“无法无天、阴险狡诈”。“多布人的社会形态鼓励憎恨和背叛，并将这些品质作为他们社会认可的美德。”[1239]丈夫和妻子之间毫无忠诚可言，婚姻破裂则“过于普遍”，而疾病在这样的社会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