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文明及其缺憾

于当代生活，尤其是当代美国生活所催生的矛盾。她坚持认为，相较其他地方，美国存在更多固有矛盾：竞争和成功（“绝不放弃在笨蛋身上捞油水的机会”）同良好的睦邻友好关系（“爱邻如己”）之间的矛盾；通过大肆宣扬来提升雄心（“向邻居看齐”）同个人无法满足这些雄心抱负之间的矛盾；无拘无束的个人主义信条同环境问题和更多的法律带来的愈发常见的压抑之间的矛盾。[1210]尽管存在物质优势，但这个现代世界助长了许多人心中“孤立无援”的感觉。[1211]许多人都承认他们感到孤立无援，甚至可能神经症般地存在这种感觉。但霍妮的理论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些神经症患者需要的是爱，而另一些需要的是权力；她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会变得顺从。她本人否认这其中有生物学的因素，但从来没有阐明造成如此之大的行为差异的其他可能原因。

霍妮的女权主义路径非常新颖，但并非独一无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已经开展了争取妇女投票权的运动，尤其是在奥地利和英国。在战争结束后，其他事务立即成了经济上和心理上需要优先考虑的当务之急，但随着20世纪20年代的过去，妇女的地位再次成了问题。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雅各的房间》中，一个故事分支谈及导致英国卷入战争的是男性轻松惬意的生活，以及他们对待妇女的随意态度。书中的所有男性都拥有舒适的套房，他们在其中过着充实的生活，而书中的女性却总是不得不合住一套房子，或者只能拥有寒冷而透风的房子。这就是伍尔夫在她最著名的非小说作品中所探讨的差异。该书名为《一间自己的房间》，出版于1929年。看起来，由于女性身份而被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图书馆拒之门外，这样的经历驱使伍尔夫走上了为女权主义奋笔疾书之路。而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革命发生在女性的情感方面，这一观点也肯定值得一辩。[1212]

截至1929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已经出版了六本小说。它们包括在1922年这个奇迹年出版的《雅各的房间》、《达洛维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以及1928年出版的《奥兰多》。然而，她的成就似乎仅仅让她对大多数女作家的处境感到更加不安。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她的中心论点是“一个女人要想写小说，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1213]她认为，作家“是历史环境的产物，而物质条件则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作品能否写成，还关系到作家的心理状态，无论该作家的性别为何。这一观点将在余下的20世纪得到其他人不同方式的呼应。但女性是她关注的焦点，而她接着展示了至少在英国，直到1870年和1882年的《已婚妇女财产法案》颁布之前，已婚妇女的收入都在法律上属于她的丈夫。她觉得，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可能有心灵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在17世纪末之前，只存在极少数女性作家，而这些作家也往往只是浅尝辄止。伍尔夫本人也深受其害，她家里的其他男孩子都一路从寄宿学校念到大学，而她和其他女孩都只能在家里接受教育。[1214]这导致了若干后果。在小说中，女性经验受到了低估，而得到描写的女性经验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歪曲和/或某种程度的限制。例如，她觉得简·奥斯丁没能获准涉足她的才华所要求的更广阔的世界，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也受到了同样的限制：“毫无疑问，多年的隐居生活已经对她［布朗宁］的艺术生涯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1215]

虽然她对女权主义者的愤怒感同身受，但伍尔夫非常清楚，这样的愤怒在小说中没有一席之地，她应该有自己更高的追求。她批评早期的女性作家（如布朗宁和夏洛蒂·勃朗特等）向那些愤怒让位。然后她继续考量了女性思想对男性思想可能的补充途径，努力展现文学由于女性面对的藩篱而丧失的东西。例如，她思考过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雌雄同体思想的概念，以及男性和女性特质并存的和谐，对所有的可能性都持开放态度。她认为哪种性别都不具有优越性，而更支持对两种性别都抱有平等同情的思想。她实际上这样写道：“考虑自己的性别对任何作家都是致命的。”[1216]她自己认为《一间自己的房间》不足挂齿，但她也说自己是怀着热情将它写成的，而且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作品的风格。当该书于1929年10月出版时，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德斯蒙德·麦卡锡对它发表了评论，称其为“女权主义者的宣传”，但补充说“然而它就像一棵开花的杏树”。[1217]伍尔夫的风格是对话式的、亲密的。对于过去的女性作家和想成为作家的女性所承受的不公正待遇，她既义愤填膺，又表达出了比愤怒更深的含义。她专门描写了当年她在牛津和剑桥吃过的午饭，她说那里女子学院的伙食要比男子学院好得多，而她凸显出了这件小事的重要性。当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和《一间自己的房间》一样都值得一读。她确实对妇女解放贡献良多，不仅通过她的论战，也在于她自身的榜样作用。

精神分析学家和小说家并不是分析文明缺点的唯一人群。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记者都同样痴迷于这个主题。20世纪30年代对人类学来说是一个成果丰硕的年代。这门学科不仅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做了含蓄的比较和批评，而且也或多或少提供了替代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成功范例。

弗朗茨·博厄斯依然主宰着人类学研究领域。他于1911年出版的著作《原始人的心智》已经明确表示，他厌恶19世纪将西方白人固有的优越性视为理所当然的思想。对博厄斯来说，人类学“能够将文明从自身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来自其他文明的数据能够越早得到收集并同化于共同意识之中就越好。博厄斯强大而充满热情的主张让人类学似乎成了令人兴奋的学科，相较过去几十年中过时的种族中心主义以及精神分析学模糊的生物主义，这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博厄斯的两位学生，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分别开展了极具影响力的研究，进一步削弱了生物主义的势头。和博厄斯一样，米德和本尼迪克特也对种族、遗传学（仍是一门新兴学科）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兴趣浓厚。米德拥有心理学硕士学位，但和许多人一样，她发现人类学更具吸引力，并曾受到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启发。鲁思·本尼迪克特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以至于她的同学都以为她患有抑郁症（他们为叫她“蓖麻油”面孔而感到内疚），但她很快通过她的研究赢得了尊重。她和米德最终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国际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群体的成员，该群体的其他成员还包括杰弗里·戈尔、格雷戈里·贝特森、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埃里克·埃里克森和迈耶·福特斯。

正如米德后来所说的那样，对于博厄斯来说，人类学是展示文化重要性的“一次巨大的救援行动”。[1218]博厄斯赋予玛格丽特·米德的思想让她在年仅二十多岁时便声名大噪：他建议她研究一个非西方社会中的青春期。这是个聪明的选择，因为青春期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中病理现象的一部分。实际上，青春期这一术语直到1905年才在美国心理学家G.斯坦利·霍尔（弗洛伊德的一个朋友）的一项研究中被“发明”出来。[1219]他的《青春期：它的心理学及其与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及教育的关系》涉及超过六项专门研究心理成长的研究。该书将青春期定义为“唯心主义逐渐滋长、对权威的反抗日益强大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