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文明及其缺憾

1929年10月28日，华尔街发生了众所周知的股灾，美国向欧洲提供的贷款因此暂缓支付。在接下来的几星期和几个月里，尽管许多人忧心忡忡，但同盟国军队还是拟订并执行了他们从莱茵兰非军事区撤离的计划。在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去世，享年88岁，而在德国的图林根州，威廉·弗里克即将成为第一位被任命为州政府部长的纳粹党党员。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叫嚣着要求修订《凡尔赛和约》。而在印度，莫汉达斯·甘地开始了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英国，国民政府于1931年成立，以帮助平衡预算。而日本则放弃了金本位制。关于危机的感觉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当时已73岁高龄，生活已经给了他许多理由来感到悲观。1924年，他经历了两次口腔癌手术，他的部分上颚不得不被切除，代之以金属假体，而整个手术过程中只能使用局部麻醉剂。手术之后他可以略带困难地咀嚼和说话，但他仍拒绝停止吸烟，而吸烟可能正是他罹患癌症的首要病因。弗洛伊德于1939年在伦敦去世，但在此之前他还经历过另外二十多次手术，或用于去除癌前病变组织，或是为了清洁和更换他的下颚假体。在此期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1927年，弗洛伊德出版了《幻想的未来》，该书既剖析有组织的宗教，实际上又对宗教进行了攻击。这是弗洛伊德“文化”著作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图腾与禁忌》已在前文探讨过）。在1929年底，随着华尔街股市的崩溃，弗洛伊德发表了该系列的第三部作品《文明及其缺憾》。当时在奥地利已经出现饥荒，在德国则出现了未遂的革命和大规模的通货膨胀，而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似乎也已轰然倒塌。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破坏和道德沦丧仍然是许多人关注的话题，希特勒也正在逐步攫取权力。无论朝哪个方向看去，弗洛伊德作品的标题都与当时的现实非常吻合。[1197]

在《文明及其缺憾》中，弗洛伊德将他在《图腾与禁忌》中探讨过的一些思想进行了深化，他尤其认为，社会（以及文明）是从遏制个人不羁的性欲和攻击欲望的需求中进化而来的。他现在认为，文明、压抑和神经症都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因为越多文明的存在就越需要更多的压抑，并直接导致更多神经症的发病。他说，人类在文明中不得不变得愈发的不幸福，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人在酗酒、毒品、烟草或宗教中寻求心理庇护。在这一基本困境之下，个人的“精神体质”决定了个人进行自我调整的方式。例如，“性欲占主导地位的人会将他与其他人的情感关系置于首要位置，而倾向于自给自足的自恋者则会在其内在心理过程中寻求满足。”[1198]诸如此类。他说，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社会的弊病提供灵丹妙药，而是提出建议，即道德（人们共同生活所必须遵守的规则）可以得益于精神分析的理解，尤其可以从“超我”或者“良心”等精神分析概念中获益良多。[1199]

弗洛伊德的愿望并没有实现。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在德语国家，道德的完全缺失比任何试图改善或理解道德的企图都更加强势地主宰了整个社会。尽管如此，他的书仍然催生出了许多其他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与他的书大相径庭，但不论担忧的来源是经济、科技、种族，还是他的心理学中所揭示的人类本性，它们都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感到深刻的不安。探索西方文明之不满的理论和调查研究主导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思想领域。

一本最接近弗洛伊德作品的书于1933年出版，该书名为《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作者是精神分析领域的前任王储、现任主要竞争对手卡尔·荣格。荣格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是，“现代”社会与“古老”的原始社会之间，比起“现代”社会与刚刚过去的社会（即文明的前一阶段）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点。[1200]在现代世界中，古老的“原始意象”所展现出的自我要比它们在刚刚逝去的世界中所展现的更多。这解释了现代人对自己精神的痴迷和对宗教崩溃的痴迷。现代的状况是，人类知道自己是进化的巅峰之作，毕竟科学如是说，但人类也知道“明天自己将会被超越”，这使得人们的生活“孤独、冷漠而令人恐惧”。[1201]此外，精神分析用精神代替了人们的灵魂（荣格显然认为这已经发生了），这只是提供了治标不治本的手段。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技术，只能应用于个人基础之上，它不能成为“有组织的”行为，不能像天主教一样在同一时间内帮助数以百万计的人。因此，人类学家吕西安·莱维—布留尔所谓的“神秘参与”对现代人来说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生活维度，它将西方文明这一全新的文明与更加古老的东方社会分离开来。[1202]这种集体生活的缺乏，即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所谓的整体仪式的缺乏，导致了神经官能症以及普遍焦虑的产生。[1203]

十五年来，卡伦·霍妮一直在魏玛德国担任正统的精神分析师，与梅兰妮·克莱因、奥托·费尼谢尔、弗朗茨·亚历山大、卡尔·亚伯拉罕和威廉·赖希等人一道在柏林精神分析学院工作。搬到美国之后，她先是担任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副院长，后来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和纽约精神分析学院担任副院长。此时她才发现自己有能力向精神分析运动的创始人提出批评。她的作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涵盖了弗洛伊德和荣格两人的观点，但也对资本主义社会诱发神经官能症的方式展开了攻击。[1204]

霍妮对弗洛伊德的主要批评是他的反女权主义偏见（她的早期论文包括《女性的恐惧》和《阴道的拒绝》）。但她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弗洛伊德的观点过于生物化，对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抱有“深刻的无知”（她是对的）。此时，精神分析学本身也分裂成了左右两翼。右翼的主要特征在于聚焦于生物学方面，愈发深入地探究婴儿时期的经验。梅兰妮·克莱因是这种方法的领袖，她是弗洛伊德的德国弟子，后移居英国。而精神分析学的左翼大致包括霍妮、埃里希·弗洛姆和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等人，他们更加关心个人的社会和文化背景。[1205]

霍妮的观点是“不存在适合一切人的正常心理”。[1206]一种文化中被认为是神经质的表现可能在其他文化中就是正常的，反之亦然。不过对她来说，有两种特质是表征所有神经症的一贯征象。第一是“反应方式上的某种固执”，第二则是“潜能和成就之间的差距”。例如，根据定义，一个正常人只有在其他人对自己有过不良行为之后才会对这个人起疑心，而神经症患者“任何时候都在警戒和提防他人”。霍妮同样不相信恋母情结。她更愿意使用“基本焦虑”的概念，将其归因于自个人小时候起就作用于其身上的社会的冲突力量，而不是归咎于生物学原因。她将基本焦虑定性为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能为力、被抛弃、受威胁的感觉，一种仿佛置身在一个一心要对自己进行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嫉妒的世界中”的感觉。[1207]她说，当父母没有给孩子们提供温暖和亲情时，这种焦虑会变得更加严重。这通常发生在父母自己的神经症也悬而未决的家庭，从而产生恶性循环。根据定义，神经症人格已经失去或从未拥有过“被人需要的、确定的幸福感”。[1208]这样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带有以下四种对待生活的僵化方式：神经症式地争取爱，神经症式地争取权力，神经症式地退缩和神经症式地顺从。而它们将妨碍自我实现。[1209]对于非精神分析学家来说，霍妮的理论中最有争议的部分是她将神经症归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