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进化之进化

着精心制作的金色头饰。[1088]不仅这些仪式非常可怕，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文字曾经暗示过这种集体献祭。因此，伍利得出结论，这场献祭发生在文字发明之前，所以没有留下任何记录。通过这种方式，献祭证实了苏美尔人是那个阶段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

在作出这些令人震惊的发现之后，伍利来到了地下40英尺的深度。在这里他什么也没挖到。[1089]8英尺深度之下只有黏土，完全没有陶器碎片、垃圾或者任何文物的踪迹。既然能够形成厚达8英尺的黏土沉积，一场滔天洪水一定在某段时间内彻底淹没了苏美尔的土地。那么，这是不是《圣经》中提到的大洪水呢？[1090]和所有的古典考古学家一样，伍利熟知中东地区关于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的传说。他是一位半人半神的英雄，经历了许多考验和冒险，其中就包括一场滔天洪水（“死亡之水”）。[1091]苏美尔人与早期的《圣经》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相似之处？伍利仔细检视后，发现了许多相似点。最吸引人的是《创世记》中的描述，在亚当和大洪水之间存在着十位“强大的祖先长者”。苏美尔文献中也提到了他们的“先祖之王”，一共有八位成员。此外，以色列人还吹嘘他们祖先难以置信的长寿。比如亚当在130岁时迎来了第一个儿子，据说他的寿命长达800岁。伍利发现，古代苏美尔人的寿命可能比这还要长。[1092]根据一种说法，八位先祖之王的统治绵延超过241200年，平均每位国王的统治长达30150年。[1093]重点在于：伍利的调查越深入，他就越是发现苏美尔人与《创世记》的描述有着诸多重叠之处，说明苏美尔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094]例如，他们创建了第一批学校，首创通过建造花园来遮荫避暑。他们还拥有第一座图书馆，早在《圣经》之前就有了“复活”的概念。他们的律法令人难忘，在某些方面甚至出奇的现代。[1095]“从现代观点看来，这部法典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它依照明确而一致的罪行概念进行管理的方式。”[1096]任何时候法律途径都得以强调，对宗教因素加以有意的压制。例如，仇杀在苏美尔被完全废止，国家取代个人成了正义的仲裁。这种正义非常严苛，却尽可能地实现了客观。医学和数学等行业在苏美尔也得到了高度重视，苏美尔人似乎已经发明了拱形结构。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在吃苹果前擦拭苹果的表皮，而黑猫象征着不幸的想法也来自苏美尔人，他们甚至还将钟面分成了12小时。[1097]苏美尔似乎就是文明演化过程中缺失的那一环。伍利由此推断，苏美尔人不是闪族人，而是美索不达米亚三角洲地区一个取代了另外两个闪米特族的黑发民族。[1098]

虽然伍利的探索止步于此，但来自拉斯沙姆拉（Ras Shamra）的发现却为希伯来人的起源和文字的演化提供了更多线索。拉斯沙姆拉位于叙利亚西北部，靠近亚历山大勒塔的地中海海湾，处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之间的夹角上。在当地一个小港口旁的一座小山上，克劳德·舍费尔（Claude Schaeffer）率领的法国考古队于1929年发掘出一处古代小村落的遗址。他们成功构建了该地的完整年表，其中包含可追溯至公元前15和前14世纪时拉斯沙姆拉的书写记录。这一成果表明当时该地已改名为乌加里特，居住人口是来自亚摩利—迦南阶级的一支闪米特部落。[1099]根据《圣经》记载，这一时期以色列人正从南部进入巴勒斯坦，开始在迦南人，即乌加里特居民的同族人中间开枝散叶。在巴尔和大衮的寺庙之间的建筑中发现了一座图书馆，它属于大祭司所有，主要藏有许多刻着文字的泥版，这些文字风格上属于楔形文字，但写法上偏向字母文字，由29个字符组成。这使其成为已知最早的字母系统。[1100]

研究表明，泥版上的文本内容有法律文件、价目表、医学和兽医专著，还包括为数众多的宗教典籍。这些文本表明乌加里特的主神是厄勒（El），这是《旧约》记载的以色列诸神中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在《创世记》（33:20）中，雅各为“以色列之神厄勒”建造了祭坛。在拉斯沙姆拉的泥版上则记载着“厄勒是国王，是最高裁决，是岁月之父”，以及“他统治着其他众神”。[1101]迦南地也被称为“厄勒的全地”。厄勒有一个妻子，名叫阿瑟拉，他们的儿子叫作巴尔。厄勒通常呈现出公牛的形态，在一个文本中，克里特岛被描述为厄勒的居所。因此共同点不仅存在于拉斯沙姆拉和苏美尔之间、亚述和克里特思想之间，它们还与希伯来思想有关。许多文本描述了巴尔的冒险，比如他与“蜿蜒而强力的七头大蛇”罗滕之间的战斗。罗滕的形象让人想起希伯来神话中的海怪利维坦，它的七个脑袋也让我们想起《启示录》和《约伯记》中记载的七头怪兽。[1102]在另一组文本中，厄勒命凯雷特统领一支大军，名唤“内盖夫的军队”。这一名字现在属于巴勒斯坦最南端的内盖夫沙漠地区。凯雷特受命征服一些被称为特拉西忒斯的入侵者，这些人被直接认定为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的后代，换句话说，就是在他们四十年漂泊生涯中占据当时（根据当时公认的年表）沙漠地区的以色列人。[1103]拉斯沙姆拉/乌加里特文本包含其他与《旧约》的相似之处，为追溯到大约公元前4000—前2000年整个中东地区的公牛崇拜与我们今天认可的宗教之间提供了即便不是完全清晰、也堪称强有力的联系。

拉斯沙姆拉的发现之所以重要，原因有二。第一，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同一个国家的先后存在突出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差异。拉斯沙姆拉正是在这样的国家里表明了犹太教是如何从迦南宗教中产生，或由迦南宗教演化而来，而这一自然演化过程证明了这一小块区域上的古老民族，即迦南人和以色列人，基本上是同根同源的。第二，文字（以及字母）在如此久远的年代就已存在，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圣经》的看法。在乌加里特发掘之前，公认的看法是：希伯来人在公元前9世纪之前没有接触过文字，而希腊人直到公元前7世纪才第一次接触了文字。这意味着《圣经》在这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是通过口述的方式流传下来，这使其中的传说不甚可靠，有虚构之虞。实际上，文字的出现比任何人所想的都要早五百年。

在古典考古学和古生物学中，年代测定的传统方法借助于地层学知识。常识表明，地层越深，年代越久。然而，这只能给出相对年代，仅仅有助于区分年代先后。对于绝对年代的测定，还需要一些独立证据，比如带有书写日期的君主列表，或是印有日期的硬币，或是在文本中提及一些天文事件，比如日蚀，它们的时间可以通过现代天文知识计算得出。这些信息可以与地层的水平进行匹配。当然这无法完全令人满意。遗址可能遭到人为或自然、有意或无意的破坏，陵墓也可能被重复使用。因此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在寻找其他的年代测定方法。20世纪在这一领域提供了若干解决方案，其中的第一种年代测定法出现在1929年。

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笔记本里，有一个简短的段落，认为干湿年份可以通过树木年轮进行追溯。1837年，查尔斯·巴贝奇得出了同样的观察结论（巴贝奇还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计算器，即计算机的祖先，他更多地因此而得名），但他补充了一个概念，即年轮可能也与其他形式的年代测定有关。一连好几代人都没有重视这一观点，但随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斯图尔德天文台主任、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安德鲁·埃利科特·道格拉斯（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