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进化之进化

[1075]他们终于进入第二个房间时，发现这座陵墓塞满了奇珍异宝——一座镀金王座、两张金色躺椅、若干雪花石膏花瓶，墙上刻着异国情调的动物头像，还有一条金色的蛇。[1076]两尊王室雕像对面而立，“宛如哨兵”，它们身穿金色短裙，脚穿金色凉鞋，头上饰有象征保护的眼镜蛇，两人都一手握着权杖，另一手握着棍棒。卡纳封和卡特领略着这令人惊异的壮丽场景，却渐渐明白还缺了些什么：没有石棺。是被人偷走了吗？卡特这时才意识到还存在第三道门。鉴于他们已经发现了如许的奇珍异宝，里面的房间肯定更令人叹为观止。但卡特是一名专业的考古学家。他决定在打开里面的房间之前，先对外面的房间进行适当的考古研究，以免丢失珍贵的信息。因此这间后来被称为前厅的房间被重新密封起来（当然戒备森严），而卡特则召集了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合作开展学术研究。需要研究的不只是铭文和封印，甚至还包括已发现的植物残余。[1077]

直到12月16日，陵墓才被重新打开。里面的藏品质量之高，堪称惊世骇俗。[1078]一具木质棺木，饰有埃及艺术中从未见过的狩猎场面。还有三张侧面饰有动物图案的躺椅，卡特意识到，在其他发掘中也曾见过类似的图案——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即使在古埃及也非常有名。[1079]还有四辆战车，完全被黄金包裹，其体积之庞大，以至于战车的车轴在装上之前不得不先分成两段。不下34个沉甸甸的货箱装满了来自前厅的物品，它们被运到尼罗河上的一艘蒸汽货船上，经过七天的航行顺流而下去往开罗。直到运走这些物品，通往内室的路才得以清理出来。卡特在门上凿了一个足够大的洞，像上次一样借助手电筒的光向洞内张望。“除了一道闪闪发光的墙壁，他什么也看不见。他拿着手电东张西望，仍然无法找到这道墙的外部边界。显然它封锁了通向门后房间的入口。卡特又一次目睹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物。他的面前是一道纯金打造的墙壁。”门被拆除后，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道金墙是神殿的一部分，这座神殿占满了第三间墓室。后来进行的测量表明该神殿长17英尺，宽11英尺，高9英尺，除了镶嵌亮蓝彩陶的面板上绘有未知符号以保护死者外，整座神殿完全由黄金包裹。[1080]卡纳封、卡特和工人们都震惊得哑口无言。更令他们惊讶的是，在正殿之中还有一个房间。内殿已经是第三个房间了，而其中的则是第四个房间。

移除这些层层装饰耗时84天。[1081]他们必须设计一台特殊的滑车来抬起石棺的盖子。随着石棺盖子的打开，压轴大戏上演了。里层棺材的盖子上摆放着少年法老图坦卡蒙的黄金头像：“金子闪闪发光，仿佛刚刚出自工匠之手。”[1082]“从来没有什么宝物能媲美法老的头像，他的脸由纯金打造，他的眉毛和眼睑由天青石色的蓝玻璃制成，双目则分别由黑曜石和霰石制成。”最令人动容的是一个小花圈的残骸，“是未亡人少女王后为丈夫送上的最后告别”。[1083]在这一切惊世骇俗的发现之后，法老的遗体本身也许不可避免地令人略感失望。少年法老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一直在“药膏和其他油类”中憋闷，这些化学品混合形成了漆黑的沉淀物，并渗透进木乃伊的裹尸布之中。裹尸布之间填满了一层层的珠宝，它们与沉淀物发生反应并导致了自燃，使得遗骸和周围的亚麻裹尸布都碳化了。尽管如此，法老的年龄可以被确定在17岁左右，不满18岁。[1084]

在历史上，图坦卡蒙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法老王。但他的宝藏和华丽的陵墓令公众对考古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甚至比发现马丘比丘时更为强烈。然而，这次戏剧性的发掘隐藏着一个谜团。如果古埃及人以这样隆重的方式安葬年仅17岁的图坦卡蒙，他们又是如何埋葬更年长、更贤明的法老呢？如果更高规格的陵墓没有被发现（也确实没被发现），这是否意味着它们已经沦落于盗墓贼之手？而这又会对知识造成怎样的损害？如果它们仍深埋地下，在将来又可能给我们理解文明的发展方式带来多大的改变呢？

中东地区考古学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寻找黄金，而在于从神话中梳理出事实成分。到了20世纪20年代，《圣经》所记载的人类起源已经一再受到质疑。虽然《圣经》的一些部分显然是基于事实，但这本经典在许多地方的极不准确也同样显而易见。调查的领域自然是《圣经》的诞生，探寻过去最古老的记录。但这里同样存有一个谜团。

谜团源于楔形文字的复杂性，这种在黏土上刻出楔形凹槽的书写系统存在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当时的考古学家认为，楔形文字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并逐渐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传播开来。问题在于，楔形文字是象形文字、音节文字和当时不可能出现的字母文字的混合体，这些文字形态自发地在同一时间和地点混杂在一起，从而形成楔形文字。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楔形文字一定是从另一种更早的实体文字演化而来的，那么这种早期文字是什么呢？使用它的又是谁呢？通过对语言、过去常用词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商业交易记录的分析，语言学家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即楔形文字的发明者不是闪米特巴比伦人或亚述人，而是出自另一个从高原迁移到东方的民族之手。这一观点将“证据”推到了更久远的过去，他们甚至还给这一理论上存在的祖先族群起了个名字。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已知最早的统治者被称为“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因此这一祖先族群被称为“苏美尔人”（Sumerians）。[1085]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现代伊拉克巴士拉以北，乌尔和乌鲁克（Ur and Uruk）附近的铁罗，法国人欧内斯特·德·萨尔泽克（Ernest de Sarzec）对一个坟堆展开了发掘，并发现了一尊世人从未见过的雕像。[1086]这自然重新引发了人们对“苏美尔人”的关注，其他的发掘随即跟进，主要由美国人和德国人发起。这些出土文物包括巨大的金字形神塔，它证实了这里的古代文明（当时称为拉加什文明）非常复杂。年代推定也同样颇有争议：“看起来好像它的开端正好与《创世记》中描述的时代相符。有人认为，天罚大洪水摧毁了除诺亚及其亲属之外的所有人类，在此之后地球上居住的人类有可能与苏美尔人是同一批人。”这些发掘所揭示的，不仅是早期文明的发展方式，还包括早期人类的思考方式。而1927年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Leonard Woolley）开始在《圣经》中提到的迦勒底王国（Chaldea）的乌尔（即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传说中的故乡）进行发掘工作，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伍利出生于1880年，曾就读于牛津大学。他是T.E.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同事兼朋友。他俩一起发掘了卡尔基米什，幼发拉底河正是在那里从现代的土耳其流入叙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利在埃及从事情报工作，后来在土耳其度过了两年战俘生涯。他在乌尔取得了三大重要发现：第一，他发现了几处王室墓葬，其中包括舒伯—亚德女王（Queen Shub-ad）的陵墓，从中出土的金银器皿堪与图坦卡蒙陵墓中的发现相媲美。第二，他出土了乌尔的标准镶嵌画，上面绘有战车集群，表明苏美尔人在公元前四千年末期就已在战争中使用战车这种装备。第三，他发现乌尔王室成员的遗骸并不孤单。[1087]在同一间墓室内，除了国王和王后，还埋葬着一队士兵（他们的遗骨旁发现了铜制头盔和长矛）。另一间墓室内则发现了九位宫女的遗骨，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