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进化之进化

ndrew Ellicott Douglass）博士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的研究方向是太阳黑子对地球气候的影响。像其他天文学家和气候学家一样，他知道大致说来，每隔十一年左右，太阳黑子活动达到最高峰，地球就会受到风暴和暴雨的摧残。其后果之一就是植物和树木会受到远高于平均水平的降雨量影响。[1104]为证明其中的关联性，道格拉斯需要表明这种气候模式在远古历史上就已反复出现。对于这样的项目，人类历史上不完备和偶然的气候观测记录是远远不够的。就在那时，道格拉斯想起了他少年时代就注意到的现象，所有在农村长大的人都对这一经验司空见惯：将一棵树锯断并将树干运走，只留下树桩，我们会看到一圈圈的同心环。作为行业知识的一部分，所有的樵夫、园丁和木匠都知道这些环是年轮。但道格拉斯的观察结果却没有人思考过，他发现这些年轮的宽度不是均等的。有些年份的年轮较窄，而其他年份则更宽。道格拉斯因此猜想，莫非宽轮代表着“丰年”（即多雨的年份），而窄轮代表着“荒年”（换句话说，干旱的年份）？[1105]

这是个简单但极富灵感的想法，而且可以很容易地进行测试。道格拉斯开始将一棵新砍的树的外圈年轮与近几年的天气报告进行比较。令他满意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假设与事实吻合。接着他更进一步。在他生活的亚利桑那州，一些树木的树龄有三百岁之久。如果他沿着这些树木的年轮一直数到树干中心，他应该能够重建该地区过去几个世纪的气候波动。如果结果与太阳黑子活动相吻合，每隔十一年就会出现一个“丰年”，从而产生一些宽轮。道格拉斯由此证明了他的观点，即太阳黑子活动与气候有关。但现在他看到了自己新技术的其他用途。在亚利桑那州，大部分树木都是松树，无法追溯到公元1450年以前，即欧洲人入侵美洲之前。[1106]一开始，道格拉斯设法获得了一些树木样本，这些树木是西班牙人在16世纪初砍伐以建造教堂之用的。在研究期间，道格拉斯给许多美国西南部的考古学家去信，希望他们提供当地树木的木芯样本。在新墨西哥州普韦布洛波尼托史前遗址以北50英里的一处阿兹特克遗迹从事研究的厄尔·莫里斯，以及发掘普韦布洛波尼托遗址的尼尔·贾德都给他寄回了样本。[1107]从建筑风格和发掘出的物品来看，这些阿兹特克“大房子”似乎是同时建成的，但北美不存在手写记录，因此没人能确定普韦布洛遗址的确切年代。道格拉斯在收到莫里斯和贾德给他寄来的样本后，过了一段时间，便用回信带给了他们一个重磅炸弹作为答谢。“您也许有兴趣知道，”他在信中说，“阿兹特克遗迹最新的房梁的砍伐时间恰好是在波尼托遗址最新的房梁砍伐之前九年。”[1108]

一门崭新的科学——树轮年代学（dendrochronology）诞生了，而普韦布洛波尼托遗址的年代是这门科学解决的第一个经典问题。道格拉斯的研究开始于1913年，但直到1928至1929年他才觉得可以向世界公布他的发现。在当时，通过重叠在不同时期砍伐的不同年龄的树木，他获得了美国西南地区完整的年轮序列，一开始可以追溯到公元1300年，后来进一步推进到公元700年。[1109]这些序列显示该地区在公元1276至1299年曾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干旱，从而解释了一个困扰了考古学家几个世纪的难题，即为什么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在当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迁徙。

这些发现为进化阶梯增添了更多人类的历史，也配上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具体的时间框架。文字、宗教、法律甚至建筑的演化史都开始在20世纪20年代初露端倪，让历史和史前作为一个连续的故事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甚至连《圣经》中耳熟能详的事件似乎也在新出现的事件顺序中找到了位置。当然，这种观点具有其危险性。顺序也许并不存在，而是被强加的，而复杂的过程也可能被过度简化。许多人陶醉于科学发现，觉得这种新的故事令人满意，但另一些人则备受困扰，因为他们关于世界的幻梦因谜团的破解而进一步“破灭”。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一本1931年出版的篇幅很短的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力。

身为剑桥大学彼得学院的一位年轻讲师，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在年仅26岁时便出版了《历史的辉格解释》，成就了自己的美名。[1110]虽然备受争议，虽然他本人并不真正关心进化论，但他的观点事关“进步的朋友和敌人”，因此仍然是对新近涌现的社会共识的一次有用矫正。巴特菲尔德推翻了目的论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一条贯穿过去与现在的直线）。对巴特菲尔德来说，“进步”的观念很可疑，同样可疑的还有如下概念，即在任何冲突中总是好人获胜坏人失败。他所使用的具体例子是文艺复兴引发宗教改革，并接着产生了当代世界。普遍的看法（即他所谓的辉格观点）认为，从开始的天主教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再到现代世界，这条直线式的发展一帆风顺，它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路德促进人类更大自由的意图。[1111]巴特菲尔德认为，这种观点假定了“事件虚假的连续性”：辉格史学家“喜欢想象宗教自由是从新教中美好地产生，但实际上它是从完全不同的事物中痛苦而勉强地产生的，那就是宗教改革之后悲惨的世界”。[1112]巴特菲尔德认为，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而言，这种习惯的动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源自当代政治。现代历史学家对民主自由思想或自由主义传统的热情使他们得出结论：过去的人们也在朝着这些目标努力。[1113]巴特菲尔德认为，这种趋势的一大后果，就是辉格史学家过分喜爱对过去进行道德判断：“对他们来说，子孙后代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而史学家就是子孙后代的声音。他们的特点就是往往自视为法官，但实际上单凭他们的方法和才能只适合担任侦探。”[1114]这种道德判断的流行导致辉格史学家犯了另一个错误，认为有意识的罪过比无意识的错误更邪恶。[1115]巴特菲尔德为这样的立场感到不安。他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历史所能做的就是以越来越多的细节和越来越少的删节来接近其主题。对他来说，所有的道德判断都是多余的，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进入过去年代人们的思想中，也因为历史上的重大争论并不在“正邪”两派之间展开，而是在对立群体之间（不一定只有两个）展开，而他们持有关于事件和社会走向的对立思想。用现在的观点评判过去，这为过去的事件强加了现代的心态，而这些事件本不能用这种方式加以理解。[1116]

巴特菲尔德的观点是对进化思想的一种抑制，但也只是抑制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结果不断产生，为这种叙述添砖加瓦，形成压倒性的优势。进步这个词的使用变得越来越少，但进化不断发展壮大，甚至开始渗透历史本身。20世纪20年代的发现推动了这样的观点，即对人类完整历史的呈现也许会在某一天成为可能。物理学领域类似的发展则进一步助长了这个愿景的不断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