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英雄的黄昏

造者、文化的承载者和文化的毁灭者），而只有“雅利安人”才有能力创造文化。[1050]文化的衰退从来都归咎于同一个原因：异族通婚。在古罗马时代，日耳曼部落曾取代过衰微的文化，而在如今衰微的西方，它仍可以再造乾坤。在这里我们可以再一次发现林茨时期的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解释黑格尔对希特勒的吸引力。黑格尔认为，欧洲是历史的中心，俄国和美国只是外围角色。身处内陆的林茨更强化了希特勒的这一观点。“纵观他的一生，希特勒一直是个以内陆为导向的日耳曼人，他的想象力从未涉及过海洋。……他完全植根于古老的罗马帝国的文化疆界之内。”[1051]这种态度可能正是一直以来至关重要的，导致希特勒致命地低估了外围国家（即英国、美国和俄国）的决心。

如果林茨让希特勒的思想停留在19世纪，那么教给他憎恨的就是维也纳。有趣的是，沃纳·马泽尔说：“也许希特勒的憎恨比他的爱更好。”[1052]正是维也纳艺术学院两次拒绝了他，让他梦想成为艺术系学生和建筑师的努力成为泡影。也正是在维也纳，希特勒第一次遇到了广泛的反犹主义。在《我的奋斗》中，他认为自己直到来到维也纳才遇到了许多的犹太人或者反犹主义，而且反犹主义有着合理的基础，即“理智对情感的胜利”。这遭到了希特勒维也纳时期的朋友奥古斯特·库比采克（August Kubizek）的断然反驳（目前我们已经知道，《我的奋斗》在希特勒的生平履历方面存在若干错误）。根据库比采克的说法，希特勒的父亲并非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世界主义者，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犹主义者，也是格奥尔格·里特·冯·舍纳尔的拥趸。这位舍纳尔我们曾在第3章中见过，是一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库比采克还说，1904年他和希特勒第一次见面，当时希特勒只有15岁，还在上学，但他已经“明显反对犹太人了”。[1053]研究已经证实，希特勒当时所在的学校里有15名犹太学生，而不是如他在《我的奋斗》中所说的只有一个犹太人。

关于林茨的反犹主义，不论库比采克和希特勒谁对谁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维也纳才是恶毒的反犹情感的污水坑。首先，希特勒在早期读过一系列名为《奥斯塔拉》的小册子，这种杂志的封面上往往盖有一个卍字标记。[1054]该杂志创办于1905年，创刊人自称格奥尔格·兰茨·冯·利本费尔斯，是一个疯狂的种族主义者。该杂志声称发行量一度高达十万份。其社论公开表明了立场：“《奥斯塔拉》是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通过实际应用人种学的发现，致力于调查和培养英雄的种族特征以及人类律法的杂志。我们可以通过贯彻系统优生学……防止英雄而高贵的种族毁于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革命。”兰茨·冯·利本费尔斯也是“新圣殿秩序”团体的创始人，其会员资格“仅限金发碧眼的男性，且必须承诺只娶金发碧眼的女性为妻”。从1928至1930年间，《奥斯塔拉》重印了利本费尔斯写于1908年的大部头作品《神动物学，或所多玛小猿的科学及神圣电子：最古老和最新世界观简介及皇室和贵族的平反》。“所多玛小猿”是给深色皮肤的“劣等种族”贴上的标签，利本费尔斯将他们视为“上帝的次品”。[1055]但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也煽动了格奥尔格·里特·冯·舍纳尔，后者反过来得益于戈比诺的《论人类种族之不平等》的德语译本。在1919年的泛德联盟会议上，联盟的一大具体目标被确定为打击“犹太人破坏性、颠覆性的影响——一个与宗教问题无关的种族问题”。正如沃纳·马泽尔的评论所说：“该宣言因而标志着生物反犹主义的诞生。”[1056]当然，等到希特勒在五年多以后开始撰写《我的奋斗》之时，他已经把犹太人叫作“寄生虫”、“细菌”、“病菌携带者”和“霉菌”。从那时起，从国家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犹太人已经被剥夺了所有人类的属性。

希特勒是否真如他的崇拜者声称的那样博览群书，这点颇值得怀疑，但他的确知道一些建筑、艺术、军事史、通史和技术知识，对音乐、生物学、医学以及文明和宗教史也颇有心得。[1057]他常常能用各领域的详细知识让听众感到惊讶。比方说，他的私人医生曾惊讶地发现，元首竟然熟知尼古丁对冠状血管的作用。[1058]但希特勒主要是自学成才的，这造成了显著的后果。第一，从来没有人给过他任何客观的、外部的观点，因而也无法对他的判断或他权衡证据的方式产生影响。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希特勒25岁，战争使他的教育陷于停顿（和中断）。希特勒的思想发展于1914年停下脚步，从此以后，他大体上局限于在第2和第3章中提到的折中的泛德主义思想。希特勒的成就向世人呈现了，把里尔克的神秘主义、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以及维尔纳·桑巴特的英雄vs.商人的观点混在一起，能锻造出怎样的产物，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尼采的悲观主义和发自肺腑的反犹主义能调出一杯怎样的鸡尾酒。这种组合只有在一个大部分国土都处在内陆且迷恋英雄的国家才能蓬勃发展。而商人们，尤其是沿海国家或者以生意为本分的美国，在贸易行为中学到了太多对其他民族的尊重。虽然往往没有加以足够强调，但打上希特勒烙印的思想如此全面地被西方理性主义打败，也是完全恰当的，而西方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犹太人的成果。

然而，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过度拔高希特勒的思想。第一，正如马泽尔所强调的，希特勒后来的大部分阅读只是为了证实他业已具有的观点。第二，他为了保持立场上的一致性，需要对事实进行严重歪曲。比如，希特勒多次指出，德国“在六百年前”就放弃了向东扩张。这与他解释德国过去的失败和未来的需求有关。然而，无论是哈布斯堡王朝还是霍亨索伦王朝都有过完善的东方政策（比如波兰就被瓜分过三次）。最重要的是，希特勒能够制定出自己的历史版本，并说服自己和其他人：他是对的，而学术观点通常是错误的。比如，尽管大多数学者认为拿破仑的垮台是俄国战役的结果，但希特勒则将拿破仑的失败归因于他科西嘉式的“家庭观念”，以及他“急于品尝皇冠的味道”。这意味着他“与退化之人同流合污了”。[1059]

在政治方面，希特勒创建了第三帝国和纳粹党，以及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然而在本书中，他代表了古老的形而上学的最后抽搐。魏玛既拥有“无与伦比的精神警觉性”，也是19世纪种族浪漫主义的渣滓沉积之地，这里的人们“用血思考”。希特勒所痛恨的魏玛文化在今后几年里几乎全部输出也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希特勒的思想缺陷和他军事上的妄自尊大一样，塑造了整个20世纪的下半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