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英雄的黄昏

。要是他没有被送到兰茨贝格，他可能永远也不会写出任何东西，这完全是可能的。与此同时，正如艾伦·布洛克所指出的，这次牢狱之灾的契机是无价的。《我的奋斗》帮助希特勒确立了国家社会党的领袖地位，帮助他奠定了希特勒神话的基础，也帮助他阐明了自己的想法。希特勒本能地领会到，一场运动（比如他所谋划的运动）需要一部“神圣的文本”，一部《圣经》。[1038]

抛开其他属性不谈，希特勒绝对自认为是一个思想家，精通技术事务、军事事务和自然科学，以及最重要的，精通历史。他深信这种独到的见解使他鹤立鸡群，在这方面他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必须记住，他在成年之初是一位艺术家、一位有抱负的建筑师。他之所以转变成后来的模样，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和平，也是他自学的结果。要理解希特勒的思想发展历程，也许最重要一点在于，它与本章中介绍过的大多数乃至所有人的思想发展都完全不同。即使只是草草翻阅一遍《我的奋斗》也能知道，希特勒思想的大部分都属于19世纪或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本书在第2章和第3章中介绍过的思想），而且希特勒的思想一旦形成，再无任何变化。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桌边谈话所透露的，所谓的元首思想直接起源于他年轻时候的思想。[1039]

历史学家乔治·L.莫斯已经发掘出第三帝国更加遥远的思想背景，他的研究也是本部分内容的主要基础所在。[1040]他表明种族神秘主义与精神性的结合体是如何在19世纪的德国成长起来的，其部分成因是对浪漫主义运动和对工业化纷乱步伐的反应，它也促成了德国的统一。德意志民族逐渐融合，开始构筑英雄的泛德主义国家，那些“漂泊的犹太人”就自然成了负面对照（当然这是彻头彻尾的不公：直到1918年犹太人才被允许担任政府官员或全职教授）。莫斯追踪着思想家和作家的影响，他们曾为形成这种思想添砖加瓦，但许多人都已被完全遗忘——这其中包括保罗·拉加德和尤利乌斯·朗本，他们强调“日耳曼的直觉”（German intuition）是世上一种全新的创造力；以及尤金·迪德里希斯，他通过复兴诸如《埃达》等日耳曼传说，强调德国的深厚历史积淀以及与希腊和罗马的联系（同属伟大文明但也是异教徒），公然鼓吹“精英领导下根植于文化的民族国家”。这些努力的目的在于将“民族”（Volk）上升到了近乎神的层次。[1041]有些19世纪的德国书籍，例如路德维希·沃尔特曼的作品，研究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雅利安人”鉴定为掌握权力的民族，表明北欧民族受人赞美的程度。[1042]莫斯还强调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如何贯穿整个德国社会。例如在1900年，富有的实业家兼武器制造商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发起了一项公众征文比赛，题目为“我们可以从进化论的原则中学到什么，来应用于国内政治发展及国家法律体系？”[1043]因此，当征文比赛的获奖者主张，国家的各个方面无一例外地都应当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视角加以审视和管理，也就不足为奇了。莫斯进一步描述了许多德国人建立乌托邦的尝试：从巴拉圭和墨西哥的“雅利安”殖民地到巴伐利亚州的裸体主义者营地，都尝试将“民族”原则付诸实践。对体育的狂热也脱胎于这些乌托邦。此外，还有建立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运动。这些学校的课程以“回归自然”和本地历史为基础，将其渲染为“祖国的知识”，强调德国性、自然性以及古老的农民习俗。希特勒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完全没有意识到任何其他思想的存在。[1044]

事实上，希特勒从未对此守口如瓶。他的家乡林茨是一个充满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半农村式中产阶级城镇。市政府对违法的“哥特”（Gothia）或“沃丹”（Wodan）社团的集会以及他们的泛德主义倾向视而不见。[1045]当时还只是个孩子的希特勒也加入过这些社团，他也见证了城里的成年人狭隘的国家主义，他们反对捷克的情绪很容易就喷薄而出，甚至抵制过著名小提琴家扬·库贝利克原计划在林茨举行的演出。这些儿时记忆在《我的奋斗》中都非常明显，有助于解释希特勒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攻击，称在他们统治下奥地利人逐渐变得“斯拉夫化”。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还坚持认为他在林茨上学期间“学会了理解和领悟历史的意义”。“所谓‘学习’历史”，他解释道，“是指寻找和发现历史背后的力量。有些我们后来理解为历史事件的结果，其原因就是这些力量”。[1046]他觉得（这也是他从孩童时代便有的想法），其中一种力量是德国周围的英国、法国和俄罗斯都对德国虎视眈眈，而他此后从未摆脱过这种观点。或许对他来说理所当然的是，历史从来都是伟人的作品，他心中的英雄包括查理曼大帝、鲁道夫·冯·哈布斯堡、腓特烈大帝、彼得大帝、拿破仑、俾斯麦和威廉一世。因此，希特勒的思想与斯特凡·格奥尔格或是莱纳·玛利亚·里尔克更为接近，而与马克思或恩格斯差距较大，后两者认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最重要的。对希特勒来说，历史是种族斗争的历史，虽然斗争的结果总是依赖于伟大人物：“［历史］是斗争和战争的总和，每次战争的发动都不曾给仁慈或人性留下任何空间。”[1047]他经常引用19世纪德国将军赫尔穆特·冯·毛奇的话，认为人们应该总是使用最可怕的武器和战术，这样可以缩短战争时间，从而拯救生命于兵戎之中。

希特勒的生物学思想是托马斯·R.马尔萨斯、查尔斯·达尔文、约瑟夫·阿瑟·戈比诺和威廉·麦克杜格尔思想的混合：“人类已经通过斗争变得伟大。……人类达到的所有目标都归功于自身的创造力加上残暴性。……所有生命都与三大命题息息相关：奋斗是万物之父，美德存在于血液之中，而领导力是首要且决定性的。……想要生存的人必须奋斗，而在这个以永恒奋斗为生存法则的世界上，不想奋斗的人没有存在的权利。”[1048]马尔萨斯曾认为，世界人口正在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其结果必将导致饥荒和战争。对马尔萨斯来说，生育控制和高度发展的农业是人类仅有的希望，但对希特勒来说还有另一个答案：“灭绝性的掠夺战争，从历史观点上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行为，是对自然法则和必要性的响应。”根据希特勒的一位传记作家沃纳·马泽尔所说，他对“弱者”的野蛮态度是从阿尔弗雷德·普勒茨的讲义中移植而来的。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年轻的希特勒就在维也纳读过了普勒茨的作品《我们种族的能力与对弱者的保护》。以下摘自普勒茨作品的内容将展示自19世纪以来，他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种族卫生学［优生学新的替代词］的倡导者几乎不会反对战争，因为他们从战争中看到了民族继续其生存斗争的途径。……在生存斗争过程中，有时候故意招募劣等人种可以被视为明智之举，只要当时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炮灰数量的需求，并且个体的能力是次要的情况下。”[1049]

希特勒的生物学主义与他对历史的理解密切相关。他对史前时代知之甚少，却肯定有点自视为古典主义者。他喜欢说自己的“自然家园”是希腊或罗马，而他对柏拉图的认识绝非仅仅略知一二。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他认为东方的种族（古老的“野蛮人”）是劣等种族。“退化”是希特勒最钟爱的思想之一，他认为“哈布斯堡家族”便是如此。他们虽然统治了维也纳，但在他看来注定要退化。同样，有组织的宗教，尤其是天主教，由于其反科学的立场和对穷人（即“弱者”）抱有可悲的关切，也注定会灭亡。在希特勒看来，人类分为三种（文化的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