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英雄的黄昏

叫作巴比伦。他也憎恨所有的城市，实际上他将自己对城市生活的仇恨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这个人就是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他于1889年出生在德国南部，在成为一名哲学专业的老师之前，他曾在埃德蒙·胡塞尔门下学习。[1004]他从容的方言口音，传统的着装方式（灯笼裤），以及他对城市生活的仇恨都让敏感的学生对他的哲学思想更加笃信。1927年，时年38岁的他出版了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存在与时间》。尽管让—保罗·萨特在20世纪30、40和50年代名满天下，但海德格尔除了成名更早外，也是一位思想更为深刻的存在主义者。

《存在与时间》是一部令人费解的书，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就是“几乎无法解释”。然而这部作品却广受欢迎。[1005]对海德格尔来说，生命的核心事实是：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我们只能通过尽可能准确的描述来面对这一核心事实。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在过去三四百年间都得到了发展，所以“西方人的主要使命一直是征服自然”。因此，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就好像自己是主体，而自然是客体。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核心的困境在于知识的本质：“我们知道些什么？我们怎样才能知道我们知道？”自从笛卡尔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极为重要。然而对海德格尔来说，理性和智慧“根本不足以指导人类揭开存在的秘密”。实际上他一度甚至说“思想是理解的死敌”。[1006]海德格尔认为，我们正被不由分说地推入世界，等到我们习惯了这个世界之时，我们却又面临死亡。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死亡是继存在之后生命的第二个核心事实。[1007]他说，我们永远无法体验到我们自己的死亡，但我们可以害怕它，这种恐惧是非常重要的：它为我们的存在赋予了意义。我们必须在世界上花时间创造自己，“前进到一个开放的、不确定的、还没有被创造的未来”。海德格尔思想的另外一个元素对于理解他的思想至关重要。海德格尔将科学和技术视为意志的体现，是对我们控制自然的决心的反映。不过他认为，人性有着不同的侧面，而这在诗歌中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海德格尔说，一首诗的中心环节是“它逃避我们意志的要求”。“诗歌不是诗人下定决心写出来的，它是一个自然流露的过程。”[1008]这一观点将他与里尔克直接联系在一起。此外，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读者：他们必须允许诗歌对他们展现它的魅力。这是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要素——意志与内在生命之间的分裂。内在生命超脱、独立于意志之外，而理解内在生命的恰当方式与其说是思考，不如说是屈从。在某种程度上，这听起来有点像东方哲学。海德格尔确实认为，西方的做法需要怀疑的审视，科学则越来越执着于控制，而非理解。[1009]海德格尔在总结哲学家威廉·巴雷特言论的基础上，认为我们可能会迎来这样的时代，“届时我们应该停止自我主张，只是服从，顺其自然”。海德格尔援引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的话：我们身处一段黑暗之中，旧的神已经消失，新的神还未到来。我们处在马修·阿诺德所谓的两个世界之间，“其一已死，另一个还无力诞生”。[1010]

这也许只不过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相当无力的总结。海德格尔的思想立刻广受欢迎的缘由在于它尊重德国人对于死亡和非理性的痴迷，同时排斥城市的理性文明，实际上也带有对魏玛德国本身的仇恨。此外，海德格尔的思想还默许了当时蠢蠢欲动的民族运动。这些运动呼唤的不是理性，而是英雄。它们要求人们服从另一种为科学服务的意志，服从“用血思考的人”（这一惊人之语出自彼得·盖伊）的意志。纳粹并不是海德格尔创造的，他也未曾孕育纳粹的氛围。但正如辞去职位的德国神学家保罗·蒂利希后来所写道的：“通过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反道德运动，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这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海德格尔将《存在与时间》献给了导师埃德蒙·胡塞尔，而胡塞尔是犹太人。这本书在纳粹时代再版重印之时，海德格尔的献词被抹去了。[1011]

在第10章里，我们讲到乔治·卢卡奇从布达佩斯流亡维也纳，“仍不可救药地忙于密谋的［共产党］工作，追查携党的经费潜逃的人。”[1012]在整个20年代，卢卡奇的生活依然艰难。20年代初，他与贝拉·库恩争夺匈牙利流亡共产党领袖的地位，而库恩已逃往莫斯科。卢卡奇在莫斯科会见了列宁，在维也纳结识了托马斯·曼。他给后者留下了深刻影响，以至于曼在《魔山》中部分以卢卡奇为原型塑造了共产主义者兼耶稣会教士纳夫塔的形象。[1013]然而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他生活在贫困之中。1929年，他在取道柏林前往莫斯科途中非法滞留在匈牙利。抵达莫斯科后，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工作，尼古拉·梁赞诺夫也正在那里编辑新发现的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手稿。[1014]

尽管困难重重，但卢卡奇仍于1923年发表了日后令他声名远播的作品《历史与阶级意识》。[1015]该书包含九篇关于文学和政治的论文。就文学方面而言，卢卡奇的理论是，从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开始，小说家主要可以分为两大流派，其中一派主要描绘“自我（或英雄人物）与环境（或社会）之间的不相容”，这一派的作家包括塞万提斯、弗里德里希·冯·席勒和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等，他们将这种不相容描绘为“逃避现实世界”。另一派包括古斯塔夫·福楼拜、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等，他们“在浪漫主义的幻灭中醒来”，参与真实生活，但同时清楚，正如约瑟夫·康拉德所说的，人类无法进步。[1016]换句话说，这两种做法基本上都是反实证、反进步的。卢卡奇从文学转移到政治，认为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赞美个人主义和竞争，反映在文学和生活上，其立场就假定社会“受一成不变的规律支配，就如同自然界的物理定律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017]与此相反，无产阶级则寻求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该秩序承认人性可以改变，自我与社会之间的结合也存在新的可能性。卢卡奇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向资产阶级解释这种一分为二的状态，以便他们能理解终将到来的革命。他认为电影普及的原因在于，事物在电影中失去了存在感，人们喜爱这种错觉，能够“没有命运、没有缘由、没有动机”地活着。[1018]他还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解释了这些不同的阶级意识，但在革命之后，随着他设想的自我与社会之间产生新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将被弃之不用。他因此得出结论：“共产主义不应由它自己的建设者加以具体化。”[1019]

卢卡奇被严厉地谴责为修正主义者和反列宁主义者，并遭到排斥。他从来没有真正得以平反昭雪，也从未进行任何反击，并最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本雅明在著作中回应了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和文学的分析，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雷蒙德·威廉斯等人将他的思想以一种修正的形式在文化唯物主义中进行了复兴（见第26章及第40章）。

1924年，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后的第二年，一群身在维也纳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开始在每周四聚会。最初他们的组织名叫恩斯特·马赫协会，后来在1928年更名为维也纳学派（the Vienne Circle）。在这面大旗下，他们发起了可以说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哲学运动（顺便提一句，该哲学运动与海德格尔针锋相对）。

学派的精神导师是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