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英雄的黄昏

框架之中，而社会框架决定了它们展示自己的方式。弗洛伊德曾认为压抑必然会随着文明的进步而增加，因此必须增加侵略性并以越来越大的量来进行释放。因此正如马克思的预言所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引发自身的混乱，所以在马尔库塞手中，弗洛伊德学说为这一剧本造就了一种平行且更为个性化的背景，并说明了破坏性（自我毁灭和对他人的毁灭）累积的原因。[954]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个贡献，是对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做了更为全面的分析。学派通过引入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等跨学科方法，检验了他们眼中当时至关重要的问题：“西方文明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以至于技术进步的高度变成了我们眼中对人类进步的否定：人性丧失、兽性大发、刑讯作为审讯的‘常规’方式死灰复燃、核能的破坏性发展、生物圈的污染，还有什么？怎么会发生这些情况？”[955]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他们回溯到了启蒙运动时期，然后追踪事件和思想的发展直到20世纪。他们宣称认清了一种“辩证关系”，即西方世界的进步时期和压抑时期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每次压抑时期通常都比前一次更长，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以至于20年代末期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作为资本主义的主要成就，西方文明所积累的数量惊人的社会财富没有被用来构建更加高雅和人性化的社会，却被越来越多地用在防止这种社会的形成上”。[956]法兰克福学派将法西斯主义视为启蒙运动之后资本主义的历史长河中一个自然的发展，并且在20年代末期因成功预测了法西斯主义的发展而赢得了同行的尊重。法兰克福学派的治学方法通常表现为仔细研读原始材料，从而能够形成不受前人的分析干扰的观点。这种方法在产生的新认识的方面颇具创造性，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方法也被后人称为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957]阿多诺还对美学颇有兴趣，他对艺术也有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他认为，有些见解和真理只能通过艺术的形式加以表达，因此审美经验是另一种解放，与心理解放和政治解放同等重要，应当让尽可能多的人享有。

精神分析学院、瓦尔堡艺术史研究所、德意志政治学院和法兰克福学派都是彼得·盖伊所谓“理性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它们试图为公共问题和体验带来科学理性的阳光。然而并不是人人都这么想。

在魏玛德国，后来还形成了一股反对科学的“冷实证主义”的运动。该运动的一脉分支由诗人和作家的“圈子”领导，而这些人都聚集在号称“秘密德国之王”的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周围。[958]格奥尔格生于186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年逾51岁。他博闻强记，博览欧洲所有文献，而他的诗作有时近乎矫揉造作，洋溢着一种“傲慢的直觉主义美感”。虽然为首的是一位诗人，但格奥尔格圈所代表的立场要比它实际做出的贡献更为重要。其中的大多数作家都是传记作家——这并非偶然。他们的意图是要突出“伟人”，尤其是那些来自“英雄”年代、曾通过意志改变事件发展的人们。他们最成功的作品是恩斯特·坎托罗维奇为13世纪的腓特烈二世皇帝所写的传记。[959]对于格奥尔格和他的圈子来说，德国魏玛显然是一个非英雄的时代。科学没有给当前的困境提供解决方案，而作家的任务是通过优秀的直觉来激励他人。

格奥尔格从未拥有过自己所期待的影响力，因为他生活在一位更加伟大的诗歌天才的阴影之下。这位天才诗人就是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年，里尔克出生在布拉格，原名勒内·玛利亚·里尔克（他在1897年才将名字德国化了），曾在军校接受教育。[960]作为一位酷爱旅行和有些势利的人（至少他很喜欢与贵族结交），他与弗里德里希·尼采、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阿图尔·施尼茨勒、保拉·莫德松—贝克尔、格哈特·豪普特曼、奥斯卡·柯克西卡和爱伦·凯（《儿童的世纪》的作者，见第5章）都有过交集。[961]在里尔克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尝试过戏剧、传记和诗歌的创作，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诗歌这种文学形式让他脱颖而出，令他成为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并影响了W. H.奥登等后人。[962]作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应，他创作了《五篇诗/1914年8月》，这部诗集也让他声名鹊起。年轻的德国士兵们“把他薄薄的诗集随身带到前线，他的诗句往往是他们死前阅读的最后词句。因此他与鲁珀特·布鲁克齐名，却没有亲身经历战争的危险，成了……‘无人一代的偶像’”。[963]里尔克最著名的诗作《杜伊诺哀歌》发表于魏玛时期的1923年。该诗神秘、哲学而“广阔无垠”的境界完美地捕捉了当时的气氛。[96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里尔克曾到位于的里雅斯特以南、亚得里亚海海岸的杜伊诺城堡做客，据传伟大的诗人但丁也曾在此居住。他实际上早在那时起就开始了这十首哀歌的创作。这座城堡属于里尔克许多贵族朋友中的一位，即玛丽·冯·图恩和塔克西斯—霍恩洛厄公主。但《杜伊诺哀歌》的大部分都是在1922年2月7日至14日的一周之内，在一场“精神风暴”中“倾泻而出”的。[965]这首诗作感情丰富、形而上且高度浓缩，无论是其英文翻译版本还是德语原版，长久以来都颇受欢迎。在度过了这个二月疲惫的一周之后，他向一位朋友去信，告诉他哀歌“已经到来”（从开始创作到完成已经过去了十一年），仿佛他是上天的代言人。里尔克的确是这么想的，而根据朋友和旁人的观察，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在《杜伊诺哀歌》中，里尔克与生命的意义（即“悲伤的大地”）展开了搏斗，网罗了美术、文学史、神话和科学（尤其是生物学、人类学和精神分析）。[966]诗中充满了天使、情侣、孩子、狗、圣人和英雄等意象，完全反映出日耳曼式的想象力，但其中也充满了诸如杂技演员和江湖骗子之类现实中的造物，他们来源于里尔克在毕加索早期作品中的所见。里尔克赞美生命，将原始图像互相堆叠（以一种让人稍感不适的节奏，为的是让读者专注于词句），但也让自然世界与现代机械并行不悖。然而，在里尔克赞美生命的同时，他也提醒着我们生命的脆弱。这种哀歌般的品质来自人类有别于其他生命形式的独特认识：我们知道死亡终将到来。对里尔克的传记作者E. M.巴特勒来说，诗中“光辉天使”的概念是他最真实的诗歌创作。“不容理性的解释……它们就像人类与造物主之间的一道鸿沟。”

你们，早期的杰作，造化的宠儿，

一切创造的巅峰，朝霞映红的山脊，

——正在开放的神性花蕊，

光的铰链、穿廊、台阶、王座、

本质铸成的空间，欢乐凝结的盾牌，

暴风雨般激奋的情感骚动——顷刻，唯余，

明镜：将自己流逝的美

重新汲回自己的脸庞。[967]

斯特凡·茨威格在里尔克逝世后发表悼词，给予他“诗人”的称号。[968]对里尔克来说，生命的意义，即生命所能实现的价值，一定能够在语言中、在表达或“说出”真理的能力中找到，并将机器驱动的文明改造为更崇高、更神圣、更配得上情侣和圣人的世界。虽然里尔克的诗有时晦涩难懂，但他仍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偶像。成千上万的读者（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写信给他，而当他回复这些读者的书信集发表时，他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