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英雄的黄昏

in Panofsky）的《理念，丢勒的〈忧郁症Ⅰ〉》、《十字路口的赫拉克勒斯》以及珀西·施拉姆（Percy Schramm）的《恺撒、罗马与复兴》。埃尔温·帕诺夫斯基解读绘画作品的方法，即“肖像学方法”，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挥巨大的影响。[941]

欧洲人已经迷上了美国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但这样的建筑很难适应大西洋东岸的环境：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老城早已各就各位，它们美轮美奂，容不下可能会给既有的城市布局造成威胁的高大建筑。[942]但催生出摩天大楼的新型建材却非常诱人，在欧洲也广受欢迎，尤其是钢材、钢筋混凝土和平板玻璃。特别是玻璃，它既改变了建筑物的外观，也改变了人们身在建筑物内部的体验。凭借其不同的颜色、反射率和透明度，玻璃成了钢结构建筑灵活而富有表现力的皮肤。最后，玻璃和钢对欧洲建筑师产生的影响要胜过钢筋混凝土，尤其是对三位在同一间工作室工作的建筑师。该工作室属于德国工业设计的领军人物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1868—1940）。这三位建筑师分别是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路德维希·密斯·范·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和查尔斯—爱德华·让纳雷（Charles-Edouard Jeanneret），最后这位更加著名的名字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他们每个人都将举世闻名，但首先成名的是格罗皮乌斯，正是他创建了包豪斯（Bauhaus）。

我们不难看出格罗皮乌斯为何会一马当先。受到马克斯·恩斯特和威廉·莫里斯的影响，他始终认为，现实技艺与“高级”艺术同等重要，这一点与阿道夫·洛斯截然相反。格罗皮乌斯也从贝伦斯身上学习了很多，后者的公司是开展现代“设计方案”的首批公司之一。他们为通用电力公司提供了一整套公司风格的设计，从信笺抬头、弧光灯到公司的建筑本身，无所不包。因此，当创建于18世纪中叶的大公美术学院与创建于1902年的魏玛工艺美术学校合并时，他成了负责人的不二人选。合并后的机构被命名为“国家包豪斯”。“包豪斯”的字面意思是“建筑工地的房屋”，选用这个名字是因为它呼应了Bauhütten，即中世纪建造大教堂的建筑工人居住的小屋。[943]

早年的包豪斯处于困境之中。在魏玛所在的图林根州，州政府的政治倾向极右，所以包豪斯学校的集体主义做法、学生的叛逆以及首任校长约翰内斯·伊滕（一位爱好争论的神秘主义修道士）的风格在那里非常不受欢迎。[944]学校的预算遭到削减，不得不被迫搬迁到德绍，那里的政府管理与学校更为适合。[945]这次迁址似乎也为格罗皮乌斯带来了变化。他发表了第二份宣言，宣布学校将关注现代世界的实际问题：大规模住宅、工业设计、排版以及“原型的开发”。执迷于木材的理念遭到了抛弃：格罗皮乌斯为学校设计的新大楼完全由钢材、玻璃和混凝土建造，以强调学校与业界的伙伴关系。在学校内部，格罗皮乌斯庄严宣告，学生和工作人员将探索“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充满车辆和机器的生活环境……避免一切浪漫的点缀和异想天开的行为”。[946]

经历过一场失败的战争和高涨的通货膨胀之后，在魏玛德国，没有什么社会问题比群众住房更迫切地需要解决。所以包豪斯的建筑师与其他人一道，开发了一种社会住房形式，这种名为“定居点”的形式逐渐为人们所熟悉。1927年的斯图加特贸易博览会上，它被推向了世界。柯布西耶、密斯·范·德·罗、格罗皮乌斯、J. P.奥德和布鲁诺·陶特都为“白房”定居点设计了房屋，“每天有两万人前来参观，他们对屋顶平台、白色墙壁、水平长窗和被密斯·范·德·罗称为‘新生活方式的伟大斗争’的底层架空柱惊叹不已”。[947]虽然定居点已然毫无疑问胜过它们想要取代的19世纪的贫民窟，但包豪斯最持久的影响力实际上出现在应用设计领域。[948]“设计一把一流的茶壶远比画一张二流的图画困难得多”，包豪斯的这种哲学已经得到广泛接受——折叠床、嵌入式壁橱、堆叠式桌椅等家具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大规模生产的工艺，也充分考虑了使用这些家具的房屋户型。[949]

对许多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以及战后随之而来的饥荒、失业和通货膨胀，证明了马克思的理论，即资本主义最终会在“无法解决的矛盾”的重压下崩溃。然而，人们也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从战争废墟中出现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大失所望，以至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其他人则不顾相关证据，依旧坚信马克思主义。但还存在着第三类团体，他们处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仍然希望保持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但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经过改造才能保持可信度。这一团体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法兰克福集会，为自己命名为“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并在城里建立了研究所。由于纳粹的缘故，他们的研究所没能存在多长时间，但这个学派的名字流传了下来。[950]

法兰克福学派最著名的三位成员是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阿多诺“似乎对哲学、社会学和音乐都同样精通”；霍克海默既是哲学家也是社会学家，在创新性方面比阿多诺相略逊一筹，但或许更加可靠；马尔库塞是政治理论家，他后来将会成为他们中最有名望的一位。霍克海默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所的所长。除了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身份外，他也是一位金融奇才，能够出色地运营研究所在国内外（比如后来在美国）的投资。据马尔库塞所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撰写的任何稿件在发表之前都需要和他讨论。阿多诺是学派早期的明星。据马尔库塞所说：“他的谈话内容都可以不经更改直接发表。”此外还有学派的文学评论家利奥·洛温塔尔、法律哲学家弗朗茨·诺伊曼以及弗里德里希·波洛克。最后这位波洛克的主张既反对马克思，也惹怒了列宁，因为他认为关于资本主义为什么应该崩溃这个问题，不存在令人信服的内部原因。[951]法兰克福学派在早年因复兴了“异化”（alienation）的概念而为人所知。这个词最初是由黑格尔首创，马克思采用了它并加以提炼，但在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半个世纪内一直被哲学家所忽略。“根据马克思所说，‘异化’是一个社会经济学概念。”[952]马尔库塞认为，异化基本上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男人和女人不可能通过工作满足自身的需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存在错误，而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方式才能消除异化。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这一思想，使其首先变成了一种心理实体，而且不一定或并非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来说，异化更多的是现代生活的产物。这种观点塑造了学派的第二种、也许是最持久的学术创见：将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marriage of Freudianism and Marxism）。[953]马尔库塞一马当先地尝试了这种研究路径，而后来埃里希·弗洛姆也写了几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书。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他看来，弗洛伊德无意识的原始驱动力，尤其是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扎根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