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英雄的黄昏

1920年2月，一部恐怖电影在柏林上映。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该片风格“离奇、凶恶、残酷、‘哥特’”，弗兰肯斯坦式的情节充满了古怪的灯光和阴暗、扭曲的场景。[929]这部名为《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的电影被许多人视为“艺术电影”的开山之作。上映后它大获成功，在巴黎的受欢迎程度之高，以至于在1920至1927年间，有一家影院每天都在放映它。[930]但这部电影不仅仅是放映纪录的创造者。正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所写：“《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凭借噩梦般的情节、表现主义的布景和阴暗的气氛，显然囊括了魏玛精神的子孙后代，包括格罗皮乌斯的建筑、康定斯基的抽象、格罗茨的卡通和玛琳·黛德丽的腿……但《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不仅在电影史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同样对魏玛的历史具有启发意义。……除了奇怪的剧本或新奇的布光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至关重要。”[931]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共和国。柏林仍然是国家的首都，但随着制宪会议在魏玛召开，新的共和国体制得以确定，而魏玛也被选为国会所在地。这是因为魏玛完美无瑕的声誉（歌德和席勒都曾在这里大放异彩），也是因为担心如果要在柏林和慕尼黑之间二选一定为国会所在地的话，这些城市的暴力将会愈演愈烈。魏玛共和国历时十四年，直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掌权为止。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之间喧闹的过渡时期，魏玛共和国成功造就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既灿烂又具有其自身特色的思想风格，与米德尔敦完全相反。魏玛共和国时期可以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932]从1918年底到1924年，“在革命、内战、外国占领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影响下，这段时期是艺术的实验时期。表现主义对政治的主宰不亚于其对绘画或艺术舞台产生的影响”。[933]接下来的1924至1929年，经过一段经济稳定期，人们对政治暴力的担忧得以消除，艺术领域的“新客观主义”运动反映出日益增长的繁荣。这一运动的目的是实事求是，甚至是保持清醒。最后的1929至1933年间，政治暴力重新回归，失业率高涨，独裁政府施行严刑峻法。艺术在恐吓中陷入沉默，取而代之的是宣传性的媚俗。[934]

《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出自捷克人汉斯·雅诺维茨（Hans Janowitz）和奥地利人卡尔·迈耶（Carl Meyer）两人的合作，他俩于1919年在柏林相识。[935]他们的作品不仅激烈地反对战争，并且探索了表现主义在电影中的用武之地。影片的主角是疯子博士卡里加里，他是一个露天市场的杂耍演员，和他的梦游症患者切萨雷一起表演。然而在市场之外还存在着第二条故事线，而这条线要黑暗得多。无论卡里加里走到哪里，死亡永远随之而来。所有遇到过他的人都以死亡告终。故事是从卡里加里杀死了两名学生——或者他自认为将他们杀死之后开始的。但实际上其中一人幸免于难，正是这位名叫弗朗西斯的幸存者开始了调查。通过四处打探，他发现切萨雷睡在一个箱子里。但杀戮仍在继续，而当弗朗西斯回去查看睡着的切萨雷时，他意识到这一次，箱子里一动不动的“人”只是个假人。弗朗西斯和帮助他的警察逐渐领悟到，梦游的切萨雷会无意识地服从卡里加里的指挥，替他执行杀戮任务，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卡里加里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于是逃进了一家疯人院。但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弗朗西斯发现卡里加里也是这家疯人院的院长。事实虽然令人震惊，但卡里加里已无处可逃。双重生活曝光后，他却远没有感到解脱。他无法自控，只能在约束衣的束缚中了此残生。[936]

这就是原版的卡里加里故事，但在电影上映之前，它经历了大幅度的修改。雅诺维茨和迈耶原计划将剧本打造成对军人式服从的强有力抨击，而在当时最成功的电影制片人埃里希·波默（Erich Pommer）接受了该剧本时，他们觉得他不会对其作任何修改。[937]然而，波默和导演罗伯特·维内（Robert Wiene）实际上彻底颠覆了该故事，经过重新安排，结果弗朗西斯和他的女友才是疯子。关于绑架和谋杀的想法只不过是他们的妄想，而现实中疯人院的院长则是治疗弗朗西斯邪恶想法的好医生。雅诺维茨和迈耶对这样的改动大光其火。波默版本的故事与他们的初衷完全相反。对盲从的批判已完全消失，更糟的是，当局的形象是善良的，甚至是可靠的。这完全是一种歪曲。[93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波默的版本在商业和艺术层面都大获成功，电影史学家经常在想，如果采用的是原版故事，《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是否还能造成同样的轰动效果。也许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虽然故事情节发生了改动，但表现故事的风格却始终如一：仍然是表现主义。表现主义是一种力量，是革命和改变的推动力。但正如作为其基础的精神分析理论一样，人们也没有完全理解表现主义。于是在1918年12月，所有希望看到变革的艺术家成立了表现主义革命联盟“十一月学社”（Novembergruppe），成员包括埃米尔·诺尔德、沃尔特·格罗皮乌斯、贝尔托·布莱希特、库尔特·威尔、阿尔班·贝尔格和保罗·欣德米特。但革命所需要的不只是一部引擎，它更需要发展方向，而这是表现主义从来没能提供的。或许最后它在方向上的缺失成了阿道夫·希特勒上台的一个原因。希特勒憎恨一切，表现主义也概莫能外。[939]

但是，将魏玛共和国看作通往希特勒帝国的临时中途站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魏玛共和国完全没有这样看待自己，并且它还拥有许多坚实的成就。至少，它建立了一些颇负盛名的学术机构，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卓越的学术中心。这些机构包括弗朗茨·亚历山大、卡伦·霍妮、奥托·费尼谢尔、梅兰妮·克莱因和威廉·赖希所在的柏林精神分析学院（Psychoanalytic Institute in Berlin），以及德意志政治学院（Deutsche Hochschule für Politik）。在共和国时期的最后一年，后者拥有超过两千名学生，其教师队伍则包括西格蒙德·诺伊曼、弗朗茨·诺伊曼和哈乔·霍尔本。再有就是瓦尔堡艺术史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1920年，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拜访了位于汉堡的瓦尔堡艺术史图书馆。他刚刚就任新成立的汉堡大学的哲学系主任。他知道这所图书馆的一些学者有着与自己相投的兴趣。当时的馆长弗里茨·萨克斯尔带领他进行了参观。这座图书馆是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毕生收藏结出的丰硕果实。阿比·瓦尔堡是一位富有、博学且“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人”。与T. S.艾略特和詹姆斯·乔伊斯不同，他沉迷于古典时代，也致力于让古典理念和价值观尽可能地在现代世界延续下去。[940]这座图书馆的魅力和价值并不只体现在瓦尔堡买得起数以千计关于深奥主题的稀有卷宗，还体现在他将它们集中保存、彼此阐释的匠心，所以，艺术、宗教和哲学的卷宗与历史、数学和人类学的典籍混在了一起。对于瓦尔堡来说，循着詹姆斯·弗雷泽的理论，哲学与“原始思想”的研究是不可分割的。瓦尔堡研究所一直是20世纪许多重要的艺术史研究的大本营，但它起源于魏玛德国，在其支持下发表的作品包括埃尔温·帕诺夫斯基（E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