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巴比特的米德尔敦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优生学者和科学种族主义者尤为顽固。他们的主要思想来自一本名为《美国智力研究》（1923）的书，作者是C. C.布里格姆。布里格姆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助理教授，也是罗伯特·耶基斯的弟子。他在书中运用了耶基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材料（耶基斯为布里格姆的书作了序）。尽管有证据表明，移民在美国居留时间越长，他们在智商测试中的表现就越好，但布里格姆的目的是要证明，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以及黑人移民在智力上都属下等。为支撑其论断，他采用了很早以前（诸如乔治·瓦谢·德·拉普热伯爵等人）提出的概念，即根据头骨的形状可以将欧洲人分为三个种族类型。鉴于这样的处心积虑，布里格姆得出的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智力的衰退来自两个因素的影响，这个国家移民种族构成的变化，加之每个种族输送的移民代表素质都一降再降。……与这些欧洲民族的移民运动并驾齐驱的是，我们还面临这片大陆历史上最险恶的发展，即黑人的移入。……美国智力的衰退将比欧洲国家的智力衰退更为迅速，因为这里有黑人的存在。”[874]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归种族隔离的思想一直都蠢蠢欲动。科妮莉亚·坎农指出，89%的黑人经测试都是“痴愚者”。她在美国杂志《大西洋月刊》上撰文写道：“我们必须将重点放在小学的发展上，放在对活动、习惯和职业等不需要更高级能力的培训上，尤其是在南方……让白种人和有色人种在不同的学校分开接受教育可能是有道理的，这么说并不是基于种族偏见。”[875]哥伦比亚大学校董兼美国自然史博物馆馆长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认为：“如果这些智力测试能够以完全不涉及种族偏见的方式，清楚地向我们的人民表明我们国家的智力匮乏，以及不同种族移民的智力水平，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即使这代价是千百万人的生命。……我们已经一劳永逸地认识到黑人与我们截然不同。”[876]

优生学者成功地让1924年的《移民限制法案》获得通过，但生物学领域的战斗并未因此偃旗息鼓。次年，由于臭名昭著的斯科普斯审判，生物学再次回到了公众的视线中。早在1910年，基督教长老大会就起草了一份“五个基本信条”的清单，并将其视为基督教的基础。它们分别是：基督的神迹、童贞女之子、耶稣复活、耶稣受难（理解为赎人类的罪）以及《圣经》是上帝意志的直接传达。而最后一条正是斯科普斯审判（Scopes trial）的焦点所在。本案的事实并无争议。[877]田纳西州代顿市的约翰·斯科普斯在讲授生物课时，使用了乔治·威廉·亨特编写的《公民生物学》作为教科书，这本书已于1919年由美国国家教材委员会采纳为标准教材。（实际上从1909年起，它就已经在一些学校投入使用了，因此在它被认为具有危险性之前已经在市面上存在了十五年。）[878]斯科普斯所使用的亨特教材将进化论描述为事实。控方认为，这违反了田纳西州的法律。进化论只是违背《圣经》的一种理论，不应该被断言为铁板钉钉的事实。庭审变成了马戏团。控方的领袖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他曾三次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也是前任国务卿。在审判开始前他曾告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这场审判将决定进化论和基督教的你死我活。他还说：“讲授进化论是美国遭受的所有不幸的源头。最好能够销毁所有进化论的相关书籍，只保留《创世记》的前三节。”[879]辩方领袖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的履历同样不遑多让。他是一位老练的演说家，也是一位传奇的刑事律师。布莱恩一心想要让审判变成达尔文与《圣经》的较量，而达罗的战术则是借助著名科学家和神学家的帮助让他的对手陷入困境。而这些人专程赶来代顿市就是为了确保布莱恩原教旨主义的目的不能得逞。有一次，布莱恩坚持要以圣经学专家的身份出庭作证，却不愿或无法回答关于地球年龄或著名考古遗址的问题。他自我辩护道：“我从不去想我不想的事情。”达罗冷冷地反诘道：“那你会想你想的事么？”然而结果是布莱恩在技术层面打赢了这场官司。法官认为审判的焦点并不在于达尔文到底是对是错，而在于斯科普斯到底有没有讲授进化论。既然斯科普斯对自己曾讲授进化论的行为供认不讳，判决结果也就在预料之中了。他被罚款100美元，但这一判决随后也被上诉推翻，因为做出罚款判决的是法官而非陪审团。但除开技术层面的胜利，布莱恩一败涂地。不仅在美国，全世界的媒体都对他大加羞辱和嘲笑。审判结束后的第五天，他就郁郁而终了。[880]

然而，宗教只解释了人们对斯科普斯审判的一部分反应。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认为，尤其是在美国的南部和中西部地区，人们将基督教/进化论的斗争作为反抗现代性的工具。当时针对禁酒令的大规模抵制也反映了该问题的另一面。霍夫施塔特在书中带着几分同情地引用了三K党帝国巫师海勒姆·W.埃文斯的话，后者将当时的主要问题总结为“‘大多数具有拓荒者血统的美国人’与‘信奉自由主义的智力杂种’之间的斗争”。“我们面临着一场运动，”埃文斯写道，“一场老百姓的运动。我们在文化、智力支持和领导能力的培养方面都非常薄弱。我们有诉求，也希望取胜，将权力交还给寻常百姓手中。不是任由文化水平很高、过度聪明的人们摆布，而是由完全纯正、没有被去美国化、具有拓荒者血统的普通公民掌权。……这样的诉求无疑是一个弱点。它让我们有着变成‘乡巴佬’、‘土包子’和‘开二手福特的人’之嫌。我们对此毫不避讳。”[881]三K党巫师的话凸显出当时美国的气氛与欧洲大相径庭，因为在当时的伦敦和巴黎，现代主义正蒸蒸日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美国摇身一变，因为只有她独自走上强大的道路，毫发无伤。当时美国人的普遍心态仍是务实和讲求实际的，独立于旧世界各种伟大的主义之外。“这里实质上是一个商业国家，”沃伦·哈丁在1920年如是说，而卡尔文·柯立芝发表于1922年的著名言论则回应了哈丁的观点：“美国的本分就是生意。”所有这些不同流派——反智主义、商业，以及对欧洲（或者至少是对欧洲民族）的怀疑——都在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小说作品中济济一堂。其中最出色的《巴比特》同样诞生在那个非凡的年份，1922年。

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个小说人物能像乔治·F.巴比特（George F.Babbitt）一样，与迪达勒斯、忒瑞西阿斯、雅各或是斯万等著名人物迥异。他是一位房地产经纪人，来自俄亥俄州的泽尼斯（Zenith，一个美国中西部中等大小的城镇）。巴比特勤劳、富有，深得同胞的爱戴。但巴比特的成功和走红只是他所有问题的开始。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R. H.托尼和T. S.艾略特都对物欲横流的贪婪社会厌恶有加，刘易斯也对这样的社会进行了猛烈抨击。艾略特和乔伊斯强调古代神话的力量，以此来接近现代世界，随着20世纪20年代时间的流逝，刘易斯则剖析了许多现代美国神话。巴比特本人就像刘易斯其他作品中的“英雄”一样，虽然并不自知，但也是一个受害者。

哈里·辛克莱·刘易斯生于1885年，在明尼苏达州的小城镇索克森特长大。他后来评价自己的家乡是个“心胸狭隘、民风粗犷之地”。刘易斯的众多作品中有一个中心思想，美国的小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