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巴比特的米德尔敦

们的人数传达出关于种族的乐观情绪，尽管他们的作品内容冲击了这种乐观主义，这些人包括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康梯·卡伦（Countee Cullen）、兰斯顿·休斯、吉恩·图玛（Jean Toomer）和杰西·福赛特（Jessie Fauset）等。举例说来，麦凯的《哈莱姆的影子》将哈莱姆区描绘成一片郁郁葱葱的热带丛林，藏匿着（精神的）衰退和萧条。[912]吉恩·图玛的《甘蔗》由诗歌、散文和小说组成，总体基调哀伤，哀悼奴隶制的遗痕，即黑人身处的“种族黄昏”：他们不能，也不想回到过去，也不知道前进的方向。[913]阿兰·洛克有点像是经理人，他堪称哈莱姆的阿波利奈尔。他的《新黑人》出版于1925年，是一本诗歌散文选集。[914]查尔斯·约翰逊是一位社会学家，在芝加哥时曾师从罗伯特·帕克。他在公民俱乐部组织知识分子聚会，参与者包括尤金·奥尼尔、卡尔·范·多伦和讲解非洲艺术的阿尔伯特·巴恩斯。约翰逊也是一本新的黑人杂志的编辑，这本名为《机遇》的杂志堪与杜波依斯主编的《危机》杂志相媲美。而《机遇》这个名字本身就反映出当时的乐观主义。[915]

普遍观点认为，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巅峰和低谷都是1926年小说《黑人天堂》的出版。作者卡尔·范·维克滕（Carl Van Vechten）被誉为“哈莱姆最狂热和最无所不在的北欧人”。范·维克滕的小说现在几乎没什么人读了，但克诺夫出版社首次将其出版时可是一时间洛阳纸贵。该书的主题是高尚的哈莱姆，是范·维克滕了解和崇尚的哈莱姆，但当他真正面对哈莱姆时，却只是一个局外人。他认为哈莱姆区的生活是完美的，正如他所说，那里的黑人“以他们的肤色为荣”，这反映出当时的观点，即非裔美国人有着白人缺乏的，或是正随着白人文明的衰落而失去的生命力。所有这一切也许是公正的、可以接受的。但范·维克滕是一个局外人，他还犯下了两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也因此败坏了自己的作品：首先，他刻意忽略了黑人仍旧存在的问题。其次，他也许认为自己具有“人类学精神”，但在他使用的俚语以及对“黑人步态”等的评价中，却给人留下了居高临下和令人难堪的印象。《黑人天堂》无法做到真正的针砭时弊。[916]

哈莱姆文艺复兴勉强躲过了1929年华尔街的崩溃和随后的萧条。小说和诗歌仍不断出版，但经济条件的制约造成了又一轮更深的种族隔离和私刑的死灰复燃，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很难保持文艺复兴所需要的乐观情绪。美术和艺术也许可能为现实生活提供了暂时的喘息，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到来，美国黑人再也无法逃避惨淡的事实：尽管经历了哈莱姆文艺复兴，但除此之外，黑人的境遇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哈莱姆文艺复兴具有更为广泛的双重意义：首先，当时的科学种族主义者刚刚推出《移民限制法案》，并试图证明黑人根本没有能力创作文艺复兴式的作品，但文艺复兴依然发生了；其次，哈莱姆文艺复兴一旦结束，就被彻彻底底地遗忘了。这也是种族主义的评价标准所致。[916-0]

从某种意义上说，到了20世纪20年代，格林威治村的伟大时代已经结束了。但它依然是艺术家的避难所，也依然是许许多多小型文学杂志的精神家园。其中的一些杂志，诸如《大众》和《小评论》等，曾经有过一段辉煌时期，而另一些诸如《新共和》和《国家杂志》等，今天仍在发行。普罗文斯顿剧社和华盛顿广场剧社仍然在那里举办演出季，演出剧目包括奥尼尔的早期剧作。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里的化装舞会和放荡不羁的行为即使放在现在也过于轻佻了。不过在20年代，格林威治村的精神依然在一本杂志里存在着，或许更准确地说，在一本杂志里变得成熟了。这本杂志反映出格林威治村的价值，公开反抗《时代周刊》、《读者文摘》、《米德尔敦》和其他主流刊物和作品。它就是《纽约客》。

《纽约客》之所以敢于走上这条离经叛道之路，其实完全是由于其主编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在许多方面罗斯都不像一个主编。首先，他不是纽约人。出生在科罗拉多州的他是个喜欢“打打扑克，骂骂脏话”的记者。早先他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编辑过在巴黎出版的美军报纸《星条旗》。这段经历让罗斯变得老练而多疑。回到纽约后，他加入了文学界的圈子。他们总在第44街的阿尔冈昆酒店召开圆桌会议，共进午餐。在那里，罗斯和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马克·康奈利、富兰克林·P.亚当斯和埃德娜·费伯等人成了好朋友。对罗斯的职业生涯更为重要、却没那么出名的活动则是一些扑克牌局。通过牌局，罗斯认识了烘焙业的百万富翁拉乌尔·弗莱施曼（Raoul Fleischmann），后者同意资助罗斯创办一本讽刺周刊。[917]

就像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所有其他出版物一样，《纽约客》一开始并未大红大紫。最初的预期销量约为七万本，所以当1925年2月的创刊号只卖出了一万五千本，而第二期更是滑落到八千本时，这本杂志的前景看起来并不乐观。根据传说，它的成功是由一个奇怪的、不请自来的包裹带来的。包裹里装着一叠手写的文章，用奢华昂贵的皮革捆扎着。原来，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初入社交界的女子，名叫艾琳·麦凯（Ellin Mackay），来自一个纽约上流社会家族。罗斯充分地利用了这个契机，以“我们干吗去餐馆”为题发表了其中一篇文章。这篇笔法风趣的文章的主旨是，相比麦凯小姐的父母为她安排的呆板的社会活动，纽约真实的夜生活与之迥然不同，而且有趣得多。这种机智的腔调正是罗斯的初衷，并吸引了其他作家的加入：E. B.怀特（E. B. White）于1926年加入《纽约客》，一年后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加入，接着是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奥格登·纳什（Ogden Nash）和S. J.佩雷尔曼（S. J. Perelman）。[918]

但是故作正经的诙谐和世故的调侃并不是《纽约客》的唯一特质。它也有严肃的一面，这在它的“人物特写”中反映得尤其明显。《时代周刊》力图通过人物，尤其是成功人士来表现新闻。而《纽约客》则将人物特写提高到即便不能称之为艺术也堪称精湛手艺的高级形式。在随后的几年中，《纽约客》的记者可能会在一篇文章上投入五个月的时间：用三个月收集信息，用一个月写作，再用一个月修改润色（此时，事实核对的正式流程尚未确立）。“大到银行征信、小到尿液检测的所有人物的相关信息都逐一核验，文章可以长达许多页。”[919]《纽约客》发展了一批忠实读者，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迅速走上了巅峰，每周能卖出约四十万份。在20世纪40年代初，不下四部基于《纽约客》文章的喜剧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诺斯先生和夫人》、《酒绿花红》、《伴父生涯》和《艾莲妹妹》。[920]

广播在英国经历的发展透露出人们心中的恐惧：人们害怕它会对信息和品位的层次产生不良影响，而当局也强烈感到，广播需要中央政府的指导，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苍穹中的混乱”。[921]一开始，一些大公司获得了开展实验性广播的许可证。在此之后，在英国邮电部的资助下，生产收音机的公司成立联合组织，而邮电部则向每位购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