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巴比特的米德尔敦

物质体系的新习惯方面就步履缓慢。“比起夫妻间的协调或亲子关系中的新做法，淋浴室或电力反而总是能够更快地进入人们的家庭生活。比起给年轻人上文学课，汽车的普及也总是能够更剧烈地改变人们的闲暇生活方式；在学校课程中，相比文科课程的变化，有关工具使用的职业课总是变化得更快；打字机和收音机的发展，与讲演艺术和米德尔敦的竞选方法的发展相比，更快地改变了人们赢得政治竞选的技术；基督教青年会建造的体育馆，与牧师们每周的布道和牧师协会的评议相比，更快地改变了米德尔敦的宗教体制。”[901]林德夫妇将米德尔敦居民个人生活的典型领域作为他们对比分析的基础，而该领域自19世纪90年代起就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即“以浪漫爱情作为婚姻的唯一坚实基础。……米德尔敦的成年人似乎将婚姻中的罗曼史视为一种像宗教一样的东西，只有相信它，才能使社会结为一体。儿童被长辈告知，‘爱情’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神秘东西，它‘就那么发生了’。……尽管从理论上讲，这个‘热血沸腾’对永久的幸福似乎已经足够，但同母亲们的谈话却揭示出某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尤其在经营阶级中更是如此”。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挣钱养家的能力。而事实上林德夫妇发现，与1890年相比，米德尔敦在20世纪20年代对金钱的关注度要高得多。在1890年，邻居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经济和社会地位在汽车的帮助下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902]

汽车、电影和广播已经完全改变了人们的闲暇时光。汽车受到了狂热的追捧。米德尔敦的居民告诉林德夫妇，他们为了买车愿意放弃购置衣物。相比给浴室添置浴缸，许多人更倾向于拥有自己的汽车（林德夫妇确实发现有些人家没有浴缸，却一定有汽车）。许多人说汽车让家庭关系更为紧密。另一方面，周日驾车出游让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减少了。但也许对米德尔敦生活最简洁的总结，以及米德尔敦所经历的改变，都体现在林德夫妇在书的末尾列出的表格里。这是一项对1890至1923年间当地报纸为各种新闻题材分配的报纸版面百分比的分析。[903]

人们观念中的某些现代问题也已经初露端倪。性教育就是其中之一，青年地位的提高（和购买力的增长）则是其二（当然这两个问题并非完全无关）。林德夫妇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考虑两大阶级之间的智商差异。米德尔敦拥有十二所学校，其中五所的生源既包括生产阶级的孩子，也包括经营阶级的孩子，但其余七所则完全按阶级区别开来，林德夫妇正好由此进行对比。针对387名小学一年级（即6岁）孩子的测试结果如下表所示：[904]

智力测试是有争议的，而林德夫妇对此已有所察觉（比如他们在提到“智力测试”时加上了引号），但他们仍然得出结论：“孩子们的性格差异无时无刻不与他们所处的世界相关联。”

林德夫妇的研究是一种社会学、人类学，以及一种新的历史学。他们的描绘的内容没有《巴比特》的热情和智慧，但米德尔敦却与泽尼斯同样糟糕。这本书决定性的发现在于，典型的美国小镇存在着两个而非三个阶级。正是这一发现加快了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从而以最有成效的方式将美国和欧洲区别开来。

巴比特的米德尔敦可能在知识层面、社会学层面和统计学层面都堪称典型的美国，却不是唯一的美国。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生意，不是每个人都匆匆忙忙或无暇阅读，或是需要其他人来帮自己拿主意。这些“其他的”美国人可以根据地点来识别：尤其是身在巴黎、格林威治村和哈莱姆黑人聚居区的人们。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纷纷涌向巴黎：美元坚挺，而现代主义方兴未艾。欧内斯特·海明威在那里待了一小段时间，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也一样。出版《尤利西斯》的西尔维亚·毕奇也是美国人。尽管有这些文学明星的存在，但美国人捅入法国首都（和法国的里维埃拉）的现象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史问题而非思想史问题。哈莱姆和格林威治村则不一样。

英国作家奥斯伯特·西特韦尔爵士于1926年抵达纽约，他发现“美国正全力遵守着禁酒令，其方式就是永远保持酩酊大醉的状态”。他指出，对自由的热爱“让喝过头几乎成了一种责任”，而在派对过后，“年轻人在大厅里东倒西歪等着被出租车送回家”的场景也是司空见惯。[905]但给他更大惊喜的却另有其事。在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夫人的“第五大道庄园”消磨过一晚之后，有人把他带进了住宅区，来到阿莱里亚·沃克（A'Lelia Walker）位于哈莱姆区第136街的宅邸。阿莱里亚家举办的社交晚会在当时享有盛名，她的财产源自一项让黑人头发“不缠结”的专利配方。她的公寓装修得富丽堂皇，一个房间挂满“法兰西第二帝国时的巴黎风格”的帷幔，另一个房间摆放着一架金色的三角钢琴和一台镀金的管风琴，还有一个房间则被当成她的私人小教堂。[906]欧洲和本土的显贵经常来此拜访，其中包括一些最杰出的黑人知识分子：W. E. B.杜波依斯、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和阿兰·洛克（Alain Locke）。阿莱里亚的宅邸是后来的“新黑人”运动的大本营，而且这样的大本营也绝不仅限她家这一处。[907]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黑人组成的独立兵团立下赫赫战功，一段时期内，美国的种族关系颇为乐观（如果在南方不是如此，至少在东海岸是这样），因此也就出现了“哈莱姆文艺复兴”。在这段长约十五年的时期内，美国黑人作家、演员和音乐家在这个国家的知识图景打上了他们的集体烙印，也为哈莱姆地区带来了蓬勃生气和一段兴旺的时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格林威治村的鉴赏家终于开始欣赏黑人的表演，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也通过融合两种波希米亚风格而拉开了序幕。1920年，黑人演员查尔斯·吉尔平出演了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帝》，缔造了一段时尚传奇。[908]杜波依斯一直认为，美国黑人未来的道路取决于美国黑人中的精英分子，即“十中有一的天才”（alented tenth），而哈莱姆文艺复兴则是这种观点在实际行动上的完美体现：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涌现了一批黑人舞台明星，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即艺术和文学有着改造社会的力量。哈莱姆文艺复兴也自有其政治优势。在南方和中西部的种族骚乱的背景下，哈莱姆便成了黑人同胞的避难所。黑人社会主义者出版了诸如《信使》一类的杂志（“世界上唯一由黑人出版的科学激进主义杂志”）。[909]来自牙买加的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是“一名个子略矮，精力旺盛的黑人男子”，他的泛非运动敦促所有黑人回归非洲，尤其是利比里亚。他是哈莱姆区文化生活的重要成员，直到他于1923年因邮件诈骗遭到逮捕。[910]

但让大多数人心驰神往的是哈莱姆文艺复兴带来的文学、戏剧、音乐、诗歌和绘画作品。俱乐部遍地开花，吸引了杰利·罗尔·莫顿、胖子沃勒、爱德华·肯尼迪·“埃灵顿公爵”、斯科特·乔普林以及后来的弗莱彻·亨德森等爵士音乐家。1917年，尼克·拉罗卡的“正宗迪克西兰爵士乐队”在纽约录制了第一张爵士乐唱片《黑人区阔步者的舞会》。[911]哈莱姆文艺复兴中涌现了大量的黑人小说家、诗人、社会学家和表演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