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不及普遍的传言所说的那样友好或宜人。对刘易斯来说，小城镇的美国人对所有持不同意见或与自己不同的人都疑心重重。[882]刘易斯自己的成长过程得益于他继母的帮助，而继母是个芝加哥人（虽然在当时芝加哥也不是最发达的城市，但至少不是小城镇）。他的继母鼓励年轻的哈里阅读“外国”书籍，也鼓励他出门旅行。他就读于奥伯林学院，毕业后继续向东赴耶鲁大学深造。在那里，他学习诗歌和外语，结识了许多阅历远胜于他继母的人。从耶鲁毕业后，时年25岁的他去了纽约，在一家出版社找到了一份审稿和新闻广告员的差事。这让他有机会了解美国公众的阅读品位。他随后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每一篇都稍微颠覆了美国的自我形象，但这些短篇小说不能承载他所希望表达的含义。当他于1920年10月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大街》时，才堪称“让美国人跌破眼镜”。[883]《大街》发表之时正值深秋，正好赶上圣诞节高峰期，它造成了罕见的现象，即通过口口相传的评价造就了畅销书的地位。故事发生在格菲尔草原镇。这个小镇很自然地与刘易斯的家乡索克森特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格菲尔居民的偏见和瑕疵都难逃刘易斯的法眼，他们的弱点和自吹自擂都被抓个正着，所以这本书不但在美国中部颇受欢迎，更发达地区的人们虽然绝对不会在中西部的“乡下”出现，也同样对它青睐有加。这本书大受欢迎，以至于有时候出版商找不到足够的纸张来进行重印。它甚至还在东部引发了一桩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据悉，普利策奖评委会投票选出了《大街》作为获奖作品，但出人意料的是，该奖的管理方哥伦比亚大学理事会却推翻了评委会的决定，把奖改颁给了伊迪丝·华顿的《纯真年代》。刘易斯对此并不介意，至少不那么介意。他本身也是华顿的粉丝，还把自己的下一本书《阿罗史密斯》献给了她。[884]
在《巴比特》中，刘易斯从美国小镇来到了美国中西部的中等城市。这使得小说在许多方面都更具典型性。故事的发生地泽尼斯不仅展现出美国的优势，也暴露了它的问题所在。截至1922年，已经出现了许多反映美国商人的小说，比如迪恩·豪威尔斯（Dean Howells）的《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885）和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的《金融家》（1912）。但它们都不具备《巴比特》式的悲剧性结构。刘易斯怀着对“外国”文学的热情，效仿了埃米尔·左拉的作品。左拉曾在19世纪末期乘坐矿车，沿铁轨深入地下矿井，为他伟大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进行调研。同样，刘易斯也搭乘火车前往中西部的几个城镇，在扶轮社团与房地产经纪人、市长和商会主席共进午餐。和左拉一样，他记下了大量笔记，他灰色的笔记本中包含了典型的商界短语和修辞手法，收集了各种合适的人名和地名。所有的这一切孕育出了巴比特，一个处在美国物质主义文化“心脏地带”的人。[885]刘易斯赋予巴比特的核心素质是他的成功，对他来说以下三方面缺一不可：物质享受，受同胞爱戴（他们的思维方式相近）以及相较不成功者的一种优越感。巴比特得意洋洋却不自知，他赖以为生的行为准则是：效率、推销和“动产”（即商品、物质财产）。刘易斯对此的观点类似艾略特，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在巴比特的世界里，艺术和宗教都被歪曲了，成了永远为生意服务的道具。刘易斯用一幕剧情将这一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即朱姆·弗林克向“促进者俱乐部”（Booster's Club）发表的演说。弗林克讲话的主题是为什么泽尼斯应该拥有自己的交响乐团：“如今，文化像柏油马路或者银行支付能力一样，已经成为城市必须具备的装饰和广告。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参观访问的是剧院、美术馆等场所体现的文化……［所以］我请各位会员为文化、为一个举世瞩目的交响乐团捧场！”[886]这种自鸣得意几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刘易斯并未让其长久。随着巴比特最亲密的朋友杀妻，阴影开始在这个完美世界里逐渐延伸。这位朋友之妻的死并无神秘之处，是过失杀人而非谋杀。即便如此，这位朋友也被送进了监狱。这一连串事件让巴比特彻底陷入混乱，并引发了他身上的许多变化。对读者来说，这些只是很小的变化和微不足道的反叛，但每次巴比特试图反抗，想过一种他认为更“放荡不羁”的生活，他总是意识到自己不能这样做：因循守旧主宰了他一直以来所过的生活，他的生活也依赖于因循守旧。要想在美国取得成功需要付出代价，刘易斯将它作为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呈现出来。对于巴比特和他的同侪来说，天堂和地狱都在同一个地方。
刘易斯对物质主义和贪婪社会的控诉并不逊色于托尼，但他塑造的人物更加令人难忘，也少了许多野蛮的气息。[887]他将巴比特的儿子泰德塑造得比父亲更有头脑，这也许暗示着美国中部地区可能会逐渐进化。刘易斯这种轻微的乐观情绪也许是帮助这本书大获成功的明智之举。1922年9月14日，该书刚一问世，“巴比特”或“巴比特式”立即成了美语词汇中因循守旧的缩写。更有甚者，书中的“促进主义”一词也被广泛用来描述众所周知的美国式自我推销。厄普顿·辛克莱认为这本书是“一部真正的美国杰作”，弗吉尼亚·伍尔夫则认为它“跟20世纪的任何英文小说相比都不相上下”。[888]让巴比特从同时期的欧洲文学人物中脱颖而出的，正在于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缺乏悲剧中经典人物的洞察力。对于刘易斯来说，这种自鸣得意，这种无法被救赎的状态，就是美国中部地区根深蒂固的恶习。[889]
巴比特既是一个经典的美国中部人，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庸”（middlebrow）之人。这个20世纪20年代创造的词准确地概括了BBC所宣扬的文化。然而，这种文化却更适应美国，因为这个国家的一大批新媒体在20世纪20年代营造了一种新文化，让巴比特和他的“促进者”好友如鱼得水。在20世纪末，人们通常认为电子媒体（尤其是电视，但也包括广播）要比平面媒体更强大，受众面也更为宽广。但在20世纪20年代，情况却并非如此。无线电的原理早在1873年就已为人所知，当时苏格兰人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和德国人海因里希·赫兹开展了第一批实验。古列尔莫·马可尼于1900年创办了第一家无线电报公司，雷金纳德·费森登于1906年从匹兹堡发出了第一次“广播”（这在当时是个新词）。然而直到1912年，无线电才在搜救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时起到了关键的指引作用，这项技术才真正大放异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各方都将无线电广泛应用于战时宣传，而在战后，这种媒体似乎已为席卷美国做好了准备：要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联系在一起，无线电似乎是非常自然的传播媒介。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总裁大卫·萨尔诺夫曾设想过这样的将来，即美国可能会拥有一整套广播系统，它不以利润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是一套公共服务体系，将教育和娱乐一网打尽。不幸的是，美国的本分就是生意。在2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收音机潮”（radio boom），其势头之汹涌，以至于1924年已建成了不下1105个广播台。许多都规模很小，超过一半的广播台都以倒闭告终。其结果是美国的电台从来没抱有过什么雄心壮志，它们从一开始就受控于广告和广告商的利益。实际上，甚至还出现了在同一时间内没有足够的波长可供这么多的广播台分配的情况，从而导致了“苍穹中的混乱”（chaos in the ether）。[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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