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贪婪的荒原

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思想，以及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应，这也许并不足为奇。但不那么容易预见的是，如此之多的作家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回应，他们在小说、戏剧和诗歌中采用新的文学体裁来强调自己与过去的决裂，而对这些文学体裁来说，讲故事的方式和故事本身同样重要。作家们花了一段时间，消化战争中发生的故事，理解这些故事的含义并整理他们的情绪。随后的1922年在思想史上堪与1913年这一奇迹年相提并论，因为在这一年中如潮水般涌现了一批开天辟地的作品：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T. S.艾略特的《荒原》、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九卷《所多玛和蛾摩拉Ⅱ》、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第一部实验小说《雅各的房间》、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以及皮兰德娄的《亨利四世》。它们都是20世纪文学体系的奠基之作。

乔伊斯、艾略特、刘易斯等作家所批判的正是社会本身，它不仅限于战时社会，更是产生资本主义的社会和以财富来评定价值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成了一场比赛，争夺的内容不是知识、理解或者美德，而是财富。总之，他们攻击这个“贪婪的社会”。这实际上是一个新词，一年前刚由R. H.托尼（R. H. Tawney）在一本书中创造出来。然而这本书相当唐突，加之怒气过盛，在当时没能被视作一部伟大的作品。托尼是当时英国社会某一类人物的典型代表（威廉·贝弗里奇和乔治·奥威尔则代表另一类人）。和他们一样，托尼出身上流社会家庭，曾就读于拉格比公学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但他毕生的志趣在于向贫困（尤其是不平等）发起抗争。大学期间他下定决心，和许多与他背景相同的人相反，他不愿进入城市，而选择到伦敦东区的汤因比馆工作（英国福利国家的创始人贝弗里奇也曾在这里工作）。汤因比馆旨在为工人阶级带来大学的氛围和生活方式，并在总体上对所有曾置身其中的人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里，托尼成了整个英国与工会联系最为紧密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794]但塑造托尼日后职业生涯的决定性事件是1919年2月发生的煤矿工人罢工事件。为回避对抗，政府在煤矿成立了“皇家煤矿委员会”，而托尼正是劳方的六名代表之一（其中还有西德尼·韦伯）。[795]委员会面前是洋洋数百万字的证据和证言，而托尼把它们通读了一遍。矿工面临的危险、疾病和贫困深深触动了他，于是他专门为此撰写了一部作品，乃是他的三大代表作之一。它们分别是《贪婪的社会》（1921）、《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和《平等》（1931）。

托尼性情温和，浓密的胡子让他显得特别慈祥。他憎恨资本主义肆无忌惮的野蛮兽性，尤其是随之产生的浪费和不平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作为一名普通士兵在战壕中服役，并拒绝接受军衔。他预计资本主义将在战争之后土崩瓦解：他认为资本主义对人性做了误判，过分提升了生产和盈利的地位。它们本来只应该是实现某些目的的手段，却变成了目的本身。他认为资本主义因此鼓动了人性本能中邪恶的部分，也就是贪欲。作为一名虔诚的宗教信徒，托尼认为贪欲与信仰背道而驰，它尤其破坏了作为传统公民社会基础的“服务和团结的本能”。[796]他认为，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与文化不相容。他写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变得愈发私有化，文化的共享也愈发减少，这种趋势不利于人类的公共生活，因为个人主义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不平等。因此，文化的概念本身发生了变化，代表内心状态的意义变得越来越少，而更多地代表了个人财产的功能。[797]最重要的是，托尼还认为，资本主义实际上与民主也不相容。他怀疑资本主义的地方性不平等（对消费品的贪婪积累导致的不平等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最终会威胁到社会的凝聚力。因此，他认清了自己的使命，就是积极地在道德层面对资本主义发动反击。因为对许多像他一样的人来说，资本主义至少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部分责任。[798]

但托尼的使命不仅限于此。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在他的第二部著作《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中，他用历史的观点审视了资本主义。该书的主题是，古典经济学造就的“经济人”绝非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在历史上具有普遍的形象，而人性也不一定如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已经被改变了。托尼认为资本主义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必然，其成功的历史相对较短，在此过程中它消灭了各种各样的行为和经验，并用自己的一套规则取而代之。尤其是资本主义还消灭了宗教，虽然教会本身对此也难辞其咎，因为它已经放弃了自己作为道德领袖的角色。[799]

回望往昔，托尼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不尽正确。[800]最明显而且重要的错误是，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并未与民主互不相容。但他的观点并不是完全错误的。资本主义可能不利于托尼所指的文化。的确，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资本主义已经改变了我们对文化的所有定义，而且资本主义还有可能对20世纪发生的道德改变负有责任，虽然这里面还有着其他原因的存在。

托尼的观点尖锐而独到。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样对资本主义怒火中烧，但随着20世纪20年代渐渐流逝，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越发成熟，一种不安的情绪仍在持续。这种不安情绪的特点在于它不仅关系到资本主义，更延伸到整个西方文明，在某种意义上等效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论断：西方到处是腐朽和没落。毫无疑问，捕捉这种情绪的最佳人选既是一位银行家（资本主义的标志），也是一位诗人（享有特权的批判者）。

T.S.艾略特（T. S. Eliot）于1888年出生在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家庭。他就读于哈佛大学，并花了一年时间赴巴黎从事诗歌研究，之后回到哈佛担任哲学教师。他一直对印度哲学以及哲学与宗教之间的联系兴趣颇深，所以当哈佛计划将哲学和宗教拆分为不同学科时，他大发雷霆。1914年，他转到牛津大学，希望在那里继续他的哲学研究。但不久之后，战争就爆发了。在欧洲，艾略特遇见了两个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和薇薇安·海伍德（Vivien Haigh-Wood）。相识之时，庞德远比艾略特更为世故，他是一位好老师，在当时他的诗写得也比艾略特更好。薇薇安·海伍德则成了艾略特的第一任妻子。这场婚姻开始时幸福美满，却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逐渐演变成一场灾难：薇薇安一步步陷入了疯癫。艾略特深深为之苦恼，以至于他自己也前往瑞士寻求精神治疗。[801]

艾略特成长于清教徒的环境之下，世界对他来说极端理性。在这样的世界里，科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为科学给人类带来了消除不公正待遇的希望。比阿特丽斯·韦伯在1870年曾分享过艾略特的早年心愿。她转述道：“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最终将人类的所有苦难一扫而光。”[802]然而，到了1918年，对于艾略特而言，世界已是一片废墟。对于他和其他许多人来说，科学在战争中助纣为虐，让武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可怕，让19世纪巨大的城市不再如印象派画家的画作般美丽，取而代之的却是肮脏和破败，与左拉发人深省的小说所描述的真相一般严酷。新的物理学动摇了原来的基本事实，达尔文主义削弱了宗教，弗洛伊德思想则破坏了理性本身。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