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从斯宾格勒到《动物农场》：文明及其缺憾

10 日蚀


1918年4月，时值鲁登道夫攻势（这一行动后来被证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战线的决定性事件）的中期，当时佛兰德斯地区的德军最高统帅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没能将英军钳制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北部海岸，因此没能阻止其他部队与之会合，而且在阻击英军的过程中，德军的力量还受到了削弱。就在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问世了。这本名为《西方的没落》（直译为《黄昏之地的沉沦》）的著作完成于1914年，作者是慕尼黑的一位中学教师，名叫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书名则早在1912年便构思完毕。虽然这两年间世界天翻地覆，但他几乎没有对书的内容做过任何改动。十年之后，他谦虚地将这本书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730]

1880年，斯宾格勒出生在位于柏林西南一百英里的布兰肯堡。他的父母在情感表达上都颇为矜持含蓄，他们的沉默寡言给斯宾格勒强加了一种隔离感，这似乎对他的性格养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孤独的孩子只能在一群德国思想界巨人的作品的陪伴下长大，其中包括理查德·瓦格纳、恩斯特·海克尔、亨利克·易卜生和弗里德里希·尼采。正是尼采指出的文化和文明的区别给少年斯宾格勒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尼采认为，文化的代表是查拉图斯特拉，这位隐居的先知从一片蛮荒中创造出秩序。而另一方面，文明的代表则包括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里的威尼斯，闪亮而发达，却是堕落、衰退和腐朽的。[731]另一位影响斯宾格勒的人物是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他于1911年发表了题为《技术与文化》的论文，认为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机械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观点与未来主义的看法截然相反。桑巴特表示，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与“商业主义渗出的洪水”之间存在着联系，而后者已经开始拖累西方世界了。桑巴特更进一步宣称历史舞台上有两种角色，分别是英雄和商人。这两种角色极端的典型代表分别是代表英雄的德国，以及代表商人的英国。

1903年，斯宾格勒没能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虽然他于次年设法通过了答辩，但在德国竞争激烈的学术体系中，第一次答辩的失败意味着顶尖学术机构都向他关上了大门。他在1905年罹患神经衰弱并闭门修养了一年。之后他也无法进入大学任教，只能被迫屈身一般中学担任教师。他对此非常厌恶，所以搬到慕尼黑成了一名全职作家。当时的慕尼黑五光十色，与海德堡和哥廷根之类的高等学术中心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拥有斯特凡·格奥尔格和他的诗人圈子，拥有刚刚写完《死于威尼斯》的托马斯·曼，还拥有画家弗朗茨·马尔克和保罗·克利。[732]

对于斯宾格勒来说，直接点燃他创作灵感的决定性时刻发生在1911年。这一年他搬到了慕尼黑，同年5月，德国的“豹号”巡洋舰驶入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企图阻止法国对该国的占领。这一军事对峙将欧洲推到了战争边缘，但最终英法两国占了上风，迫使德国作出让步。许多人（尤其是身在慕尼黑的人）对此深感奇耻大辱，而斯宾格勒的耻辱感则最为强烈。[733]他当然认为德国以及德国处理问题的方式与法国乃至英国的方式截然相反。对他来说，英法两国代表着自启蒙运动以来兴起的理性科学，而出于某些原因，斯宾格勒将阿加迪尔危机视为理性科学时代终结的标志。一个英雄的时代即将到来，它是一个不属于商人的时代。而他将着手致力于他毕生的事业，其主题就是德国将如何成为属于未来的国家，拥有属于未来的文化。德国也许输掉了摩洛哥的军事博弈，但在必将到来的战争中，她和她的生活方式必将大获全胜。斯宾格勒相信，他正经历着历史的转折时刻，就像尼采曾谈到过的一样。一开始，他的书名叫《保守与自由》，但有一天他在慕尼黑一家书店的橱窗里看到了一本题为《古代的没落》的书，他立刻就知道自己的作品应该叫什么名字了。[734]

德国和整个欧洲正处在重大变革的边缘，怀有这种预感的有识之士当然不只有斯宾格勒一人。法国和德国的青年运动多半是在军国主义的名义下呼唤着自己国家的“复兴”。马克斯·诺尔道的《堕落》仍大行其道，而在近一个世纪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背景下，希望光荣牺牲以彰显崇高的想法也远非罕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连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也难以免俗。[735]斯宾格勒借鉴了世界八大文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中国、古印度、前哥伦布时期的墨西哥、古罗马或希腊罗马、西欧以及他自创的“马吉安”文明，它包括阿拉伯、犹太和拜占庭文明——并解释了每个文明所经历的有机循环：从成长、成熟到不可避免的没落。他的一大目的意在表明，西方文明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并不享有豁免权：“每种文化都自有其自我表达的全新可能，从产生、成熟再到没落，一去不返。”[736]对于斯宾格勒来说，文明并不是社会进化的终端产物，当然理性主义者所认定的西方文明也不是。相反，文明是文化的暮年时期。这其中不涉及历史科学，也不存在线性发展，只有单纯的个别文化的兴起和衰落。此外，一种新文化的崛起依赖于两大要素（种族和精神），后者是“‘我们’的内在生活经验”。对斯宾格勒来说，理性的社会和科学是不屈不挠的西方意志唯一的胜利，而它们将在一个更强大的意志面前崩溃，那就是德国的意志。德国的意志之所以更为强大是因为它对“我们”的感受更为强大。西方文明沉迷于人性“之外”的事物，比如唯物主义科学，德国则更关注内在精神的感受，而这才是决定意志强大与否的关键。[737]他说，德国就像罗马，而且德国人就像罗马人一样，终将到达伦敦。[738]

《西方的没落》堪称一次巨大而直接的商业成功。托马斯·曼在谈及该书对他的影响时，将其与初次阅读叔本华时的震撼相媲美。[739]这本书也让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震惊不已，但马克斯·韦伯认为斯宾格勒只是个“非常机灵而博学的半吊子学者”。伊丽莎白·弗斯特—尼采读完全书后为之折服，并安排将尼采奖授予斯宾格勒。该奖项让斯宾格勒摇身一变成了名人，所有的来访者都必须等待三天才能获得他的接见。[740]斯宾格勒甚至还试图说服英国人阅读尼采的作品。[741]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1919年末，德国处于一片混乱和危机之中。中央政府土崩瓦解，革命的火种已经从俄国传来，士兵和水手组成了武装委员会，自称“苏维埃”。如同苏联盟国一样，各大城市都处于枪口的“管辖”之下。最终，社会民主党——成立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的左翼政党——不得不召来他们的宿敌，也即军队，以帮助恢复秩序。他们实现了这一目标，但过程的残酷令人发指，数千人因此丧生。在此背景下，斯宾格勒自视为德国民族主义回潮的先知，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才能拯救德国。他认为自己的作用就在于将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的俄国救赎并移植到“更为重要的国家”——德国，因此亟须一种新的政治范畴：他将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熔为一炉，诞生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它号召人们舍弃美国和英国倡导的“现实自由”，“通过为有机整体履行个人义务”实现对“内在自由”的追求。[742]这一观点影响了很多人，迪特里希·埃卡特便是其中之一。他帮助建立了德国工人党，而该党的党徽正来源于埃卡特之前所在的泛德图勒会。这一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