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从斯宾格勒到《动物农场》：文明及其缺憾

思想塑造了1911年后的中国社会，而此后统治中国的清王朝被新的共和国取代。[755]这些本质上属于公民社会的思想在西方并不新颖，但儒家传统为这种转变制造了两大障碍。首先是个人主义的概念，这必然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公民社会的基本保障。严复是中国的一位改革者，他翻译了许多西方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包括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译作《群己权界论》）和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译作《群学肄言》）。然而，像他一样的改革者只将个人主义视为支持国家的一个特点，而不是借此反对国家。[756]儒家传统制造的第二大障碍则更为严重。虽然中国人发展出了一种名为“新学”的学问，其中包含了“洋务”（也就是现代化），但它实际传授的内容却是混杂的，用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费正清的话来说，是“东方伦理和西方科学”的混合。[757]中国人（以及一定程度上包括日本人）所秉持的信念是，西方思想（尤其是科学思想）本质上只是技术或单纯的功能问题，相对于东方哲学来说只是一套浅显得多的工具而已，而只有东方哲学才能提供教育的“实体”和知识。但中国人只是自欺欺人罢了。他们自身的教育体系非常薄弱，晚清时期（即1911年以前）的成年男性识字率为30%到45%，女性则仅为2%到10%。当时中国教育水平落后的一个例子是，已建成的大学需要讲授和研究的许多学科（工程、技术和商业等）仍在使用英文教材：因为中文的相关专业术语还不存在。[758]

实际上，中国的知识精英不得不经历两次思想革命。他们必须首先摆脱儒家思想以及附庸其上的社交/教育体系。然后，他们还不得不甩开随后而来的“东方道德加西方科学”这种不伦不类的混合物。实际上，只有那些前往美国留学（由1908年美国国会的法案提供机会）的人才真正完成了蜕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蜕变是成功的。1914年，曾留美深造的中国青年科学家创立了“科学学会”。在一段时期内，该学会是中国/儒家背景下唯一能为真正的科学提供机会的机构。[759]一些曾在国外接受训练的学者试图“以科学（“赛先生”）和民主（“德先生”）的名义”净化中国儒家思想，在此过程中，北京大学发挥了重要作用。[760]这一过程被称为新学运动或新文化运动。[761]这次运动所面临的任务之艰巨，我们可以从它首先选择的进攻目标上略知一二，那就是中文的文字系统。该系统诞生于公元前200年，在漫长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于是每个汉字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含义，只能根据上下文或引经据典才能理解。[762]（对西方人来说）无怪乎新式学者要致力于用日常用语来取代这些传统语言。（该问题的重要性可以参考四百年前在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当时也经历了同样的文字替换运动，拉丁文被各国的方言所取代。）[763]鲁迅运用新式的白话文进行创作，并放弃了对科学领域的追求（在当时的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许多人都将科学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他认为自己作为小说家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764]但科学对于当时的世事却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五四运动的领袖在北大的《新潮》杂志上提出了主张：中国需要一场“启蒙运动”（《新潮》是5月4日之后创刊的11本新刊物之一）。[765]他们希望借此树立超越家庭关系的个人主义思想，以及合理而科学地处理问题的方式。他们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开办宣讲会，以期将这些思想传播给尽可能多的人。[766]

五四运动意义非凡，因为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思想和政治关切紧密结合在一起。与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不同，传统中国只被分为两种阶级成分：统治阶级和群众阶级。在五四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资产阶级接受了西方的态度和观念，为诸如生育节制和区域自治等大声疾呼。这些进步都必定起到政治启蒙的作用。[767]五四运动中偏向学术的阵营和主张政治诉求的阵营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在列宁主义在俄国取得成功的鼓舞下，政治阵营仿照布尔什维克党，形成一个秘密、集权而排他的政党，以追求政治权力为目标。其中就有一位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他起初相信改革，但很快转向了暴力革命。他身材魁梧，是一名湖南粮商的儿子，其基本信念与斯宾格勒和其他德国学者出奇地接近。[768]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老旧的维也纳于1919年4月3日正式寿终正寝。奥地利共和国废除了贵族头衔，甚至在法律文件中规定禁止使用“冯”这一贵族的标志姓氏。和平最终到来时，奥地利只剩下七百万人口，其中两百万都住在首都维也纳。除了拥挤的居住条件之外，随后的几年中还有饥荒、通货膨胀、长期的燃料匮乏和灾难性的流感疫情接踵而至。家庭主妇被迫去树林中砍柴作为燃料，维也纳大学也因校舍自1914年以来年久失修而被迫关闭。[769]

历史学家威廉·约翰斯顿告诉我们，当时的咖啡都是由大麦制成的，而面包则会引发痢疾。弗洛伊德的女儿索菲和画家埃贡·席勒都死于传染病。正是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阿尔班·贝尔格创作了歌剧《沃采克》（创作于1917至1921年，1925年首演），讲述了一位因军旅生涯而遭到羞辱的士兵盛怒之下杀人的故事。但道德规范并没有完全失色。一家美国公司一度提出为奥地利人民提供食品供应，但需要用前奥地利皇帝的哥白林挂毯抵偿费用：人们马上用抗议阻止了这笔交易。[770]维也纳风格的其他方面也都随着贵族姓氏“冯”的销声匿迹而淡出了。例如，按照曾经的惯例，看门人会为男性访客按一次门铃，来访者是女性则按两次，如果是大公或红衣主教等重要人物到访则按三次门铃。而对服务人员施以小费也曾经是无处不在的惯例——甚至电梯操作员和餐馆收银员也常获得小费，但这也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和过去之间已经彻底决裂。[771]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弗洛伊德、卡尔·克劳斯和奥托·纽拉特都住在维也纳，但条件早已今非昔比。食品异常短缺，以至于一队研究“辅助食物要素”（即当时所谓的维生素）的英国医生直接以某些儿童为实验样本，甚至不带一丝内疚地声称其中一些孩子不可能过上健康的生活。[772]启示已经应验，维也纳的欢乐完全消失了。

在布达佩斯，那里的变迁甚至更加赤裸，也更能说明问题。一群杰出的科学家（包括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被迫流落异乡，在异地寻找工作，其中包括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莱奥·齐拉特（Leo Szilard）和尤金·魏格纳（Eugene Wigner），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最终都将前往英国或美国，致力于原子弹的研究。另一个由作家和艺术家组成的团体留在了布达佩斯，至少起初是受战争爆发的影响而被迫回国。该团体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的风格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双重影响。在这个名唤周日圈（Sunday Circle，或称卢卡奇圈）的团体里发生了伦理道德的日蚀。与自然界的日蚀相比，它将给世界带来了更为长久的黑暗。

布达佩斯周日圈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告形成，当时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在周日下午聚会，讨论各种主要与现代主义相关的艺术和哲学问题。该团体成员包括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艺术史学家阿诺德·豪泽尔、作家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s）和安娜·莱兹奈（Anna Leznai）以及音乐家贝拉·巴尔托克（Béla Bartók）和佐尔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