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从斯宾格勒到《动物农场》：文明及其缺憾

科达伊（Zoltán Kodály）。他们全都聚集在哲学家兼评论家乔治·卢卡奇（George Lukács）周围。和特勒等科学家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曾云游四方，通晓德语、法语、英语和匈牙利语。虽然卢卡奇（他是马克斯·韦伯的朋友）是周日圈的核心人物，但他们聚会的地点却是在巴拉兹位于山上的优雅而“臭名昭著”的公寓里。[773]他们之间大部分的讨论是高度抽象的，但音乐家的作品为严肃的探讨提供了调剂——比如，巴尔托克就是在这里试演了他的作品。一开始，该团体关心的重点是“异化”；和许多人一样，周日圈成员也认为19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由社会培育了工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这一社会画下了逻辑句点。对卢卡奇和他的朋友们来说，这种形势之下存在着某种病态而虚幻的东西。工业资本主义的力量创造了一个世界，他们置身其中感到局促不安。因为在这里，文化共享被移出了议程，宗教、艺术和科学机构乃至整个国家已不再有任何公共意义。他们中的许多人深受格奥尔格·齐美尔在柏林所作的“马奈哲学”系列讲座的影响。齐美尔对“客观”与“主观”文化作了区分。对他来说，客观的文化是经过深思熟虑、撰写、整理和描绘的最好的文化；“文化”本身的定义来自其成员与这些作品的标准之间的关联。在主观文化中，个体利用自身的资源寻求自我实现和自性开悟，不需要共享任何东西。齐美尔说，截至19世纪末，主观文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商业文化，而从无数主观文化中产生的共同“病理”正是异化。对于布达佩斯周日圈的成员来说，客观文化的稳定力量是不可或缺的。只有通过共享的文化，自我才能为他人所知，从而才能为自己所知；也只有立足于共享的观点，人们才能在第一时间识别出异化。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这种置身现代资本主义中心的孤独成了周日圈讨论的主要内容，而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他们又被带入了激进政治活动。犹太人身份是加深他们异化感的附加因素：在反犹主义逐渐滋长的时代，他们必然会感到被边缘化。在战争之前，他们一直对国际运动持开放态度，如印象派、唯美主义等。尤其对于保罗·高更，他们认为他已经在远离欧洲反犹商业文化的塔希提岛上完成了自我实现。“塔希提治愈了高更，”卢卡奇一度这样写道。[774]他自己在匈牙利也感到强烈的被边缘化，并因此走上了德语写作的道路。

周日圈对艺术的救赎力量的迷恋有着可想而知的后果。一段时间内，他们和神秘主义搅在了一起，正如玛丽·格卢克描述的那样，她在周日圈的时间里，他们已转而反对科学。（这对曼海姆来说很成问题，因为社会学在匈牙利尤为强盛。它自视为一门科学，并相信能够最终解释社会的演变。）周日圈还接纳了色情。[775]在剧本《蓝胡子公爵的城堡》（Bluebeard'sCastle）中，贝拉·巴拉兹描述了一对男女的情欲邂逅，重点在于揭示他们之间不可避免的情欲纠葛。巴尔托克根据该剧本创作了歌剧，在剧中，尤迪特作为蓝胡子公爵的新娘进入了城堡。随着信心的增强，她探索了男性意识的隐蔽层面（或空间）。开始她将欢乐带进了阴郁，但是在更深处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阻力。她被迫变得愈发鲁莽，而且不听劝阻，硬要打开第七道禁闭之门。巴拉兹暗示，全部的性行为只会导致对权力“最后的斗争”。而权力是一种可怕的妄想，只会带来“更多的孤独”。[776]

因此，卢卡奇等人一步步逐渐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即艺术只能在人类事务中起到有限的作用，犹如“岛屿之于破碎的海洋”。[777]就艺术而言，这是意义的日蚀。这无用的慰藉成了周日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创立的人文研究自由学派（Free School for Humanistic Studies）的主旨所在。自由学派的存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它不再是周日下午的讨论，而是化作实际的行动。

随后，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了。就算在当时，对周日圈来说，马克思主义早已带有过多的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色彩。但经历了如许的黑暗，卢卡奇的艺术之路也走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他对艺术以及艺术所能提供的救赎所抱的期望已大大减少，而在他和其他团体成员看来，社会主义似乎已经成了前进之路的唯一选择：“和康德一样，卢卡奇支持将伦理摆在政治的首要位置。”[778]而欧洲强硬左派势力的出现更增加了紧迫感，他们致力于立即结束战争。1917年卢卡奇曾写道：“布尔什维主义基于一个形而上的前提，即善由恶生，并有可能引领我们通向真理。该理念［我］无法苟同。”[779]但几个星期后，卢卡奇就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他在一篇题为《策略和道德》的文章中阐述了他这么做的理由。核心问题并没有改变：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通过恐怖、通过侵犯个人权利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行为是否正当？”通过谎言获取权力是否正确？还是说这些策略与社会主义的原则彻头彻尾地背道而驰？卢卡奇曾对这一信念无法苟同，但他现在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环境下的恐怖是合法的，“而且布尔什维主义因此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体现”。此外，“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阶级斗争是一则先验的经验，旧规则已不再适用了”。[780]

总之，这是伦理道德的日蚀，是原则的更替。卢卡奇在此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公开承认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化，即恐怖的合理化。康拉德已经预见到这样的变化，卡夫卡即将记录这一变化给整整一代（或许是两代）知识分子带去的深刻心理影响。他们都将像卢卡奇一样蒙受损害。卢卡奇至少有勇气将自己的文章命名为《策略和道德》。有了他的策动，这一问题得以公之于众，但该问题并不会长久地留在公众的视野之中。

到了1919年底，周日圈本身就处在消散的边缘。他们受到警方的监视，甚至巴拉兹的日记也一度遭到没收以检查其中的反动言论。警方运气欠佳，但这样的监视对一些成员来说已是不堪忍受的重负。周日圈在维也纳重新集结（改在了周一），但好景不长，因为这些匈牙利人被控使用伪造的身份。[781]在那时，圈子的中心人物卢卡奇则心有旁骛：他已经成了共产党地下党的一员。1919年12月，巴拉兹曾这样描述：“他的样子是你所能想象的最令人心碎的模样。面色惨白，两颊深陷，急躁而悲伤。有人监视他、跟踪他，他口袋里藏着枪。……布达佩斯悬赏捉拿他，要是被捕他足够被判九次死刑。……而在这里［维也纳］，他仍不可救药地忙于共产党的密探工作，追查携党的经费潜逃的人……在此期间，他的哲学天才仍然受到压抑，就像被迫流入地下的溪流逐渐松动并摧毁了地表。”[782]这样的描述非常形象，但并非完全正确。在卢卡奇的内心深处，在他忙于徒劳的地下工作之时，他依然构思着日后将成为他最负盛名的作品《历史与阶级意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布拉格）轴心并未完全消失。由莫里茨·石里克领衔的维也纳学派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弗朗茨·卡夫卡和罗伯特·穆齐尔也创作了他们毕生最重要的作品。社会依然涌现了诸如迈克尔·波拉尼、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卡尔·波普尔和恩斯特·贡布里希等思想家，但他们的杰出才能要等到纳粹的魔掌迫使他们逃往美国之后才显露出来。维也纳这一百家争鸣的思想中心也随着奥匈帝国的末日而走到了尽头。

1914至1918年间，英国和德国之间所有的直接联系都被切断了，维特根斯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