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从斯宾格勒到《动物农场》：文明及其缺憾

“雅利安人生命哲学”的十字徽记，即卐字，第一次具有了政治意义。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也是斯宾格勒的拥趸，并于1919年5月加入了德国工人党。不久之后，他将一位刚从前线回来的朋友拉入党内，而这个人正是阿道夫·希特勒。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重新分配分崩离析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德意志帝国因战败而丧失的国土，并讨论战争赔偿事宜。半年后的6月28日，德国在和约上签字，签字地点似乎非常完美：就在法国的首都之外，凡尔赛宫（Palace of Versailles）的镜厅（Hall of Mirrors）之中。

镜厅毗邻凡尔赛宫的战争厅，长243英尺，内部装饰璀璨夺目，一排巨大的窗户共计17扇，俯瞰着17世纪晚期由安德烈·勒·诺特雷设计的王宫花园。大厅中段的大理石壁柱之间安放着三面巨大的镜子，映出花园的美景。在这金碧辉煌之中，英国画家威廉·奥彭（William Orpen）爵士用画作记录下这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协约国的首脑、外交官和军人济济一堂，在他们对面坐着两名前来签署条约的德方官员，两人背对着观众。奥彭的画作完美地体现了那一时刻的庄严和肃穆。[743]

从某种意义上说，凡尔赛宫代表了欧洲文明的一脉相承，而这正是斯宾格勒所痛恨并认为正在消亡的文明的体现。但是这里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自1837年以来，凡尔赛宫已不再是王宫，而改成了博物馆。1919年，欧洲的中心舞台已不属于任何的欧洲皇室家族，而属于三个主要的同盟国和协约国的政治家。奥彭画面的焦点在乔治·克列孟梭身上。他年事已高，海象式的大胡子和头发都已全白，看上去闷闷不乐。在他一侧坐着一位非常正直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来自协约国的成员美国），他看起来精明而自信。当时执掌英国的大卫·劳合·乔治坐在克列孟梭的另一侧，看上去明智而多虑。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代表的缺席则非常显眼，因为他们的领袖认为协约国就像他们刚刚击败的德国人一样，注定要被历史不可阻挡的前进步伐踩在脚下。当时看似完整的解决方案只是凡尔赛宫里的一个错觉而已。在很多人眼里，这样的和平条约更像是对战败者的惩罚和对战利品的瓜分。当时在场的一些人也连带注意到，条约的签署地点是一座镜厅，带有镜花水月的讽刺意味。

《凡尔赛和约》虽然勉强得以签订，但也比撕毁好不了多少。1919年11月，《和约的经济后果》横空出世，就让公众寄托在和约身上的美梦破碎了。该书的作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作为经济理论家和秉持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哲学传统的原创思想家，他不但聪明绝顶，更是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核心人物。他出身成就斐然的学术之家，父亲是剑桥大学经济学院的学者，母亲也上过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虽然她和当时剑桥的其他女学生一样被禁止毕业）。在伊顿公学念书时，他就彰显了卓尔不群的特质，这不仅源自他各种各样令人瞩目的论文，也来自他严谨的着装习惯：他习惯每天早晨都佩戴一朵新鲜的胸花。[744]1902年他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就读本科，而在这之前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学院。仅仅一个学期之后，著名团体“使徒”（Apostles）就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他也因此跻身利顿·斯特雷奇、伦纳德·伍尔夫、G.洛斯·迪金森和E. M.福斯特之列，并于后来将伯特兰·罗素、G. E.摩尔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接纳入“使徒”。在这些自由而富于理性的同僚的影响下，凯恩斯发展了关于合理性和文明的思想，并以此为武器，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将矛头对准了《凡尔赛和约》的政治伎俩。在介绍凯恩斯对和约的批判主线之前，我们应当先了解一下他从剑桥到凡尔赛之间的心路历程。早在幼年时，他就深信自己的面容丑陋至极（虽然他看上去显然不能说是体格强健，但这样的想法也完全与他的照片和画像不符），凯恩斯因此对知识生活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他也因此对形体之美推崇备至。他在剑桥时涉及的众多同性恋情之中，有一段事关另一位“使徒”成员阿瑟·霍布豪斯。1905年，凯恩斯在写给霍布豪斯的信中流露出处于他个性核心的细腻情感，他这样写道：“的确，我头脑聪慧、性格软弱、深情款款、其貌不扬……保持诚实，尽可能地忠于自我。若您从没爱过别人，那么请让我获得您的垂怜，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需要您。”[745]然而他对知识的追求却带着非同寻常的把握。在通过公务员考试后，凯恩斯赴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就职，这并非因为他对印度抱有任何兴趣，而是因为印度事务部是当时英国政府的顶尖部门之一。[746]公务员不高的职责要求让他得以有时间为剑桥的研究员职位论文做准备。1909年，他当选国王学院研究员，并于1912年被委以《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一职。年方28岁的他此时已经是学术界响当当的人物。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的话，他也将长期处于这样的位置。

在战争时期，凯恩斯的生活处在颇具讽刺意味的紧张状态之中。一方面他担任战时财政部职员，这要求他发挥自己的经济学才能——实际上就是与协约国进行贷款谈判，让英国得以持续作战；另一方面则是他自己的和平信仰，他与拒绝参战的朋友们都持有这样的信仰，包括他在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的密友以及奥托琳·莫雷尔女士圈子里的和平主义者。的确，他为了朋友们出庭做证，但一旦战争爆发，他告诉利顿·斯特雷奇和伯特兰·罗素：“我们别无其他实际的选择。”而他的确非常实际，他在战争中有一个洞见，预见到法国将永远不会偿还一部分对英国的战争贷款。恰好在1917年，随着法国画家德加的去世，其作品开始在巴黎拍卖，凯恩斯于是谏言英国政府买下部分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大师杰作，并让法国政府埋单以抵充贷款。该计划得到了采纳，于是他和英国国家美术馆的馆长一起前往巴黎，为躲避记者耳目，两人还进行了乔装打扮。他们落实了几笔交易，其中就包括一幅塞尚的作品。[747]

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大臣的代表，参加了在凡尔赛举行的和约谈判。实际上，于1918年11月投降的德国只能听凭战胜国摆布和约的条款。和谈的中心问题在于，是应当以调和的方式，在新的世界秩序下以民主国家的形式重建德国，还是需要以惩罚的姿态，将德国彻底削弱到永远无法再次发动战争的程度。协约国三巨头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而在数月的谈判之后，意见逐渐变得清晰：停战建议书不予执行，相反，德国将承担数额巨大的战争赔偿，除此之外，相当一部分的德国领土将被没收，其海外帝国也将由胜利者进行瓜分。

这一结果让凯恩斯震惊了。他怀着“痛苦和愤怒”辞掉了职务。他自由主义的理想、对人性的看法以及拒绝认同克列孟梭的观点，即德国人的本性有着与生俱来的敌意，再加上他对自己没有参战的内疚之情（作为财政部官员，他的兵役得以免除），这所有的一切都驱使他用作品来揭露《凡尔赛和约》的内幕。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凯恩斯阐述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同时分析了《凡尔赛和约》及其影响。凯恩斯认为，新旧世界之间的平衡已经被战争打破，需要重新建立。欧洲剩余资本在新世界的投资为人口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所需的食品和物品。因此，市场必须更加自由，而非遭到控制。但是控制正是《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施加的影响。凯恩斯的观点并非出于狭隘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