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反击

月29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673]尽管危险重重，他仍在那几个月间研究哲学问题，并至少持续到6月。而后俄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勃鲁西洛夫攻势，战事日趋激烈。此时维特根斯坦的日记表明他已变得更加的哲学化，甚至呈现出宗教化的趋势。7月底，奥军再次被击退，在冰雨和浓雾中退到了喀尔巴阡山脉。 [674]维特根斯坦再次负伤，受到了奥地利军中相当于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荣誉提名（他最后得到的荣誉要略低一些）并三次得到提拔，最终成为一名军官。 [675]在军官学校里，他与一位志趣相投的同道中人保罗·恩格尔曼合作修改了自己的书。在返回意大利前线时，他已经是一名少尉了。 [676]在1918年的休假期间，维特根斯坦在某火车站内考虑自杀，恰好被叔叔保罗撞见。叔叔说服了他，并带他回到自己位于哈莱因的住处。 [677]在那里，维特根斯坦得以在返回部队前完成对书稿的修改工作。然而，在手稿出版前，维特根斯坦和其他50万士兵一道在意大利被俘。关押在战俘营期间，他认定自己的书已经解决了哲学领域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他将在战后放弃这一学科，改行当一名教师。他还决定捐出他所有的财产。后来他言出必行地完成了这两桩心愿。

很少有书籍的诞生过程能像《逻辑哲学论》一样曲折。维特根斯坦在寻找出版商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他尝试的第一家出版社同意接受该书，但他必须自掏腰包解决印刷和纸张的费用。 [678]其他出版社也同样谨慎，所以该书的英文版直到1922年才得以面世。 [679]但《逻辑哲学论》的横空出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人无法理解书的内容；还有些人认为它“有着明显的缺陷”，“内容很有限”，并认为书中所论述的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哲学期刊《心灵》的编辑弗兰克·拉姆塞说：“这本书的重要性首屈一指。它囊括了关于一系列重大论题的独创性思想，形成了一个连贯的体系……” [680]凯恩斯在写给维特根斯坦的信中说：“无论是对是错，自从这本书问世以来，它都主宰了剑桥所有基本问题的讨论。” [681]在维也纳，一群由莫里茨·石里克领衔的哲学家对此书非常关注，而这个团体最终演变成著名的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学派。 [682]正如维特根斯坦的传记作者瑞·蒙克所言，这本书包括了逻辑理论、命题的图像理论和“准叔本华的神秘主义”。其论点在于，语言与世界相一致，就如同图像或模型与它们试图描绘的世界相一致。这本书的写作风格堪称毫不妥协。“在此处传达的思想真理，”书的序言这样写道，“在我看来无懈可击、确凿无疑。”维特根斯坦进一步说道，他已经“在所有基本点上”为哲学的难题找到了答案。序言以这样的句子结尾：“如果我所笃信的并无谬误的话，那么这部作品的价值还体现在它表明了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时所取得的进步有多么渺小。”书中的句子都很简单，而且都有自己的编号，附注2.是对2.15的精炼，而想要理解2.15则必须参考2.1中的附注。几乎没有什么附注是限定性的，但每个附注都循序渐进。正如罗素所说：“它们就像沙皇的圣旨一样。” [683]弗雷格的作品曾为《逻辑哲学论》提供了创作灵感，但他本人至死也没能理解这本书的内涵。

如果我们专注于《逻辑哲学论》的后半部分，也许我们能更容易地把握维特根斯坦在书中传达的思想。他的主要创新在于认识到了语言具有的局限性，即有些事情是语言无法描述的，所以这些局限有着逻辑的、因而是哲学的后果。例如，维特根斯坦认为谈论价值是毫无意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价值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所有对道德和审美的判断都永远不能成为语言有意义的用途。这一点对我们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的哲学概括同样适用：如果这些概括不能被分解成基本的句子（“它们才是真正的图像”），那么这些概括也毫无意义。相反，维特根斯坦认为，如果我们想要言而有物，那就必须降低自己的眼界。只有通过对组成世界的单独事实进行细致描绘，我们才能表达出世界的样子。从本质上说，这正是科学试图解决的问题。他认为逻辑本质上是同义反复，只是在用不同方式陈述同一件事而已，传达不出“任何关于世界的真实信息”。

维特根斯坦曾被不公正地批评为在哲学界兴起了一股“沉迷文字游戏”的风潮。其实他是希望通过强调我们能够和不能有意义地谈论的事物，让我们更加精确地运用语言。《逻辑哲学论》的结束语声名远播：“但凡人所不能言明之事，皆应保持缄默。” [684]他的意思是，对于语言不能与现实保持一致的领域，妄加谈论是毫无意义的。他在著书立说之后的生涯一如该书的写作过程一样值得称道，因为他以自己特立独行的方式履行了他在结束语中表达的观点。他沉默了，改行当了一名奥地利的乡村教师，终其余生再也没有出版过任何作品。 [68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艺术家和作家都来到位于中立国瑞士的苏黎世躲避战乱。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苏黎世湖边完成了《尤利西斯》大部分的创作，汉斯·阿尔普（Hans Arp）、弗兰克·韦德金德（Frank Wedekind）和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也曾在此居住。他们在苏黎世的咖啡馆里会面，这也在一段时间里让这里咖啡馆的重要性堪与19、20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咖啡馆相媲美。奥迪恩咖啡馆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家。对于许多当时流亡苏黎世的文化人来说，这场战争似乎标志着，那个造就他们的文明已告终结。在这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艺术成了“主义”的产物，而科学倡导的不可改变的现实观念以及完全理性和自我意识的个人观念则名誉扫地。在这样的世界中，达达主义者感到他们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艺术和艺术家的整个概念。战争破坏了进步的理念，而这反过来又扼杀了艺术家为后人创作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的雄心壮志。 [686]一位评论家说，沉默还是行动？这是艺术家面临的唯一选择。

奥迪恩咖啡馆的常客中包括了弗朗茨·韦费尔（Franz Werfel）、阿列克谢·雅夫伦斯基（Aleksey Jawlensky）和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还有一位当时尚不知名的德国作家胡戈·巴尔（Hugo Ball，兼天主教徒和无政府主义者身份于一身），以及他的女朋友埃米·亨宁斯（Emmy Hennings）。亨宁斯是一名记者，也是一位卡巴莱舞蹈演员，经常在巴尔的钢琴伴奏下表演。1916年2月，他们打算创办一本文学评论或者开一家卡巴莱酒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家酒馆取名为“伏尔泰酒馆”（讽刺意味在于达达主义所回避的理性正是伏尔泰成名的原因） [687]，并将地址选在镜子街。那是一条陡峭而狭窄的小巷，列宁曾在此居住。伏尔泰酒馆迎来的第一批客人中有两位是罗马尼亚人，画家马塞尔·扬乔和青年诗人萨米·罗森斯托克，后者使用的笔名为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在这里聚集的早期团体中，索菲·陶博是唯一的瑞士人，她是汉斯·阿尔普的妻子（阿尔普本人则来自阿尔萨斯）。其余常客还包括奥地利的沃尔特·泽尔纳、乌克兰的马塞尔·斯洛德基、德国人理查德·许尔森贝克和汉斯·里希特等。关于创办文学评论一事，巴尔于1916年拟就了一份计划，正是在他的介绍中第一次使用了“达达”（Dada）这个词。巴尔的日记记录了伏尔泰酒馆里的娱乐项目：“粗暴的挑衅、原始的舞蹈、刺耳的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