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反击

很常见。反过来，这种模式可能为一种普遍的观念推波助澜，即女同性恋并非异常而是某种现实。这也可能使得大众出于同情和悲悯的心理，更容易接受女同性恋的存在。

在福塞尔研究的基础之上，杰伊·温特在《记忆之墟，哀悼之墟》（1995）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战争屠杀的末日属性以及数量空前的家破人亡让许多人远离了现代主义的新生事物（包括抽象主义、自由主义、无调式主义等），转而回归更加传统的表达方式。 [659]尤其是所有的战争纪念碑都是简单而保守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连先锋派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奥托·迪克斯、马克斯·贝克曼、斯坦利·斯宾塞，甚至连让·科克托和巴勃罗·毕加索与埃里克·萨蒂联合创作的现代芭蕾舞剧《游行》（1917）——都退回到传统的，甚至是基督教的概念和主题，因为它们才是唯一能够让占据压倒性地位的“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合乎情理的叙事和神话。 [660]在法国，“埃皮纳勒彩绘”重新复活，而此前这些虔信派的海报自19世纪初就已不再流行。末日性质的“非现代”文学也重新现身，其中以法国尤甚：亨利·巴比塞的《火线》和卡尔·克劳斯的《人类最后的日子》可为两大范例。尽管遭到教廷强烈谴责，尝试与死去之人沟通的招魂论依旧大幅增长，而且其泛滥之势并不仅限于教育水平低下的人群。在法国，形而上学研究所由诺贝尔生理学奖得主夏尔·里歇领衔，而在英国，精神研究学会的主席则是奥利弗·洛奇爵士，他时任利物浦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后来成为伯明翰大学校长。 [661]温特在书中加入了1922年在白厅举行阵亡将士纪念日时拍摄的“灵魂照片”，据传当时死者现身观看了整个仪式。阿贝尔·冈斯在战后的大电影《我控诉》（1919）中用了类似的手法，让电影中的死者爬出战场上的坟墓，缠着绷带、拄着拐杖和手杖返回他们的村庄，来检查他们的牺牲是否值得：“死者返回的景象让乡民们吓破了胆，他们立即改邪归正，于是死者们返回坟墓，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662]死者总是很容易满足。

然而除此之外，对战争的其他回应（也许是最好的回应），还需要许多年才能成熟。它们将成为20世纪20年代乃至更晚时期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一部分。

到目前为止，本章中所讨论的全部发展和插曲都是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回应。但对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来说，他在战争期间完成的著作并不是对战争本身的回应。不过，若非维特根斯坦已经接触到了真正的死亡威胁，他也不大可能获得创作《逻辑哲学论》的契机和灵感，或者《逻辑哲学论》也不会完全具有其自身的风格。

维特根斯坦于8月7日入伍，当天正是奥匈帝国向俄国宣战的第二天。他被分配到东部战线驻克拉科夫某炮兵团服役。 [663]后来他说自己是怀着浪漫主义情怀奔赴战场的，也就是说他觉得直面死亡的经历会以某种难以确定的方式让他成长（鲁珀特·布鲁克也说过类似的话）。在看到敌对力量的第一眼后，他就在一封信中吐露：“现在我有机会成为一个体面的人，因为我正直面死神。” [664]

战争爆发时维特根斯坦25岁，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他们家是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已经完美地融入了维也纳社会。爱国诗人和剧作家弗朗茨·格里尔帕策是路德维希父亲的朋友，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则给他的母亲和姨妈上过钢琴课。维特根斯坦家的音乐之夜在维也纳享有盛名：古斯塔夫·马勒和布鲁诺·瓦尔特都是常客，勃拉姆斯单簧管五重奏的首演也安排在这里。路德维希的妹妹玛格丽特·维特根斯坦给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当过肖像模特，画中的她充斥着金色、紫色和其他杂乱的色彩。 [66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这位现在最受赞誉的维特根斯坦家族成员，最初被家人认为是最愚蠢的孩子。玛格丽特天生丽质；兄长汉斯4岁时就开始作曲，同时已经能够演奏钢琴和小提琴；另一位兄长鲁道夫在柏林成为演员。要是汉斯没有在1903年从切萨皮克湾出发的航行中失踪，或者鲁道夫没有在柏林的一家酒吧里服用氰化物自杀身亡（当时他给钢琴手买了一杯酒，要求他弹奏一首流行歌曲《我迷失了》，然后服下了毒药），路德维希也许永远不会闪耀光芒。 [666]两位兄长不堪忍受父亲呆板意愿的折磨，父亲一心想让他们成为成功的商人，而他们辜负了他的心愿。而鲁道夫的同性恋倾向日益明显，这让他的痛苦雪上加霜。

路德维希也像其他家庭成员一样喜爱音乐，但他同时拥有最具技术性和实用性的头脑。于是，他没有被送到维也纳的文法学校，而被送到了林茨的实科中学。该学校因教授历史的大师利奥波德·珀奇（Leopold Pötsch）而闻名。珀奇是一个狂热的右翼分子，他将哈布斯堡王朝视为“堕落的王朝”。 [667]对他来说，忠于哈布斯堡王朝是荒谬的；相反，他崇敬泛德运动更为亲民的民族主义。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维特根斯坦曾被珀奇的理论所吸引，但有一个与他同学了几个月的校友显然深受其影响。那个校友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从林茨的学校毕业后，维特根斯坦前往柏林深造，并在那里对哲学产生了兴趣。不仅如此，他还对航空产生了迷恋。而他的父亲仍旧热切期待着，自己能有一个儿子踏上经商之道，因此建议他前往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深造，因为那里有很好的工程系。路德维希按照计划注册了工程课程，他还参加了数学教授贺拉斯·兰姆的讲座。正是在他的一次讲座上，一位同学向维特根斯坦推荐了伯特兰·罗素的《数学原则》。正如我们先前所见，这本书表明了数学和逻辑是相同的。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罗素的书犹如启示。他潜心数月钻研《数学原则》和戈特洛布·弗雷格的《算术基础》。 [668]1911年夏末，维特根斯坦前往德国的耶拿拜访了弗雷格。他对弗雷格的印象是“一个讲起话来在房间里跳来跳去”的小个子，而弗雷格则对这位年轻的奥地利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建议他前往剑桥，师从伯特兰·罗素。 [669]维特根斯坦找到罗素的时候，后者刚好完成了《数学原理》的写作。这位年轻的维也纳人于1911年抵达剑桥，一开始人们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人们普遍认为他很沉闷，带着费解的德式幽默感，因此送他一个绰号叫“Witter-Gitter”。和阿诺尔德·勋伯格和奥斯卡·柯克西卡一样，他自学成才，也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 [670]这个学生很快就超过了导师。而当罗素安排维特根斯坦加入“使徒”（一个高度机密且选择性极强的文学社团，始建于1820年，当时由利顿·斯特雷奇和梅纳德·凯恩斯把持）时，“剑桥意识到它已经拥有了另一位天才”。 [671]

到了1914年，维特根斯坦已在剑桥求学三年，被叫作“卢基”的他开始规划自己的逻辑理论。 [672]当时他趁着漫长的假期回到维也纳的家中，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他被困在奥地利国内。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与他在前线面临的危险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相互影响。他在战争早期就构思了语言的图像理论，而在奥地利军队被俄军杀得仓皇撤退的过程中，他对这一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然而在1916年俄军向同盟国的波罗的海侧翼发起进攻后，作为一名普通士兵的维特根斯坦被调往前线。他证明了自己的勇敢，主动要求被派往最危险的地方——前线的观察哨，全然不顾那里是敌人的首要打击目标。“有人朝我开枪。”当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