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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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我的耳畔

接着，

罂粟花的根系深埋在人的血管

滴落，不断地滴落；

但我耳畔的罂粟是安全的，

只沾上了一点点白色的尘埃。

——《战壕中的破晓》，1916

总之，你仿佛与罗森伯格并肩同行。老鼠在无人区乱窜，享受着人们无法企及的自由，罂粟从浸透鲜血的土地中汲取养分。这些意象具有如图像般强大的冲击力，但最重要的是传达出场景的即时性。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说，他的风格“无疑和日常交谈一样简单”。 [653]罗森伯格的笔触是一种毫不畏惧的凝视，但同时也是低调和朴素的。诗中的恐怖不言自明。这也许就是多年以后，其他战争诗歌的力量都随岁月消退，但罗森伯格的诗句却依然感染力十足的原因。他于1918年愚人节当天不幸阵亡。文学评论界一般认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是唯一能与罗森伯格相提并论，甚至比他更为卓越的战争诗人。欧文于1893年生于什罗普郡奥斯维斯奇一个传统的宗教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年仅21岁。 [654]被伦敦大学录取后，他在课余担任牛津郡一位村庄牧师的助手，后来又在法国波尔多的贝立兹语言学校谋得了英文教师的职位。战争爆发后的1914年，他目睹了抵达波尔多医院的第一批法国伤员。在写给母亲的信中，他生动地描述了伤员的伤痛和他的怜悯之情。1915年10月，他加入了“艺术家之枪”战团（想象一下现在哪个战团还用这个名字），却被分派到了曼彻斯特战团。1916年12月底，他乘船前往法国服役，隶属于兰开夏郡火枪团。当时前线的真实战况与后方政府宣传中所维持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欧文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次值班巡逻就给他带来了强烈的体验，正如他在信中的清楚表述，他经历了一段快速而显著的成熟期。他于1917年3月负伤后退役，辗转一系列医院治疗伤情，最终于6月住进了爱丁堡郊外的克雷格洛克哈特医院。据他的传记作家说，这里“成了威尔弗雷德短暂人生中最重要的分水岭”。 [655]这是一家著名的精神病医院，其中一名医务人员W.H.里弗斯（W. H. Rivers）正对炮弹休克症进行早期的研究和治疗。在克雷格洛克哈特医院住院期间，欧文遇到了埃德蒙·布伦登和西格弗里德·萨松，此二人也在各自的回忆录中留下了关于此次相遇的记录。萨松的《西格弗里德之旅》（直到1948年才出版）阐述了他们各自作品的区别：“我的战壕速写就像火箭，它们冉冉升起，照亮黑暗。它们是该类型作品的开山之作，时机也堪称恰到好处。而欧文则揭示了如何通过现实的恐惧和嘲弄，使诗歌创作成为可能。” [656]欧文于1918年9月返回前线，这部分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借由这种方式更有力地反对战争。10月，他因参与对博雷瓦尔—丰索姆前线的进攻获得了军事十字勋章。而正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创作出自己一生中最好的诗篇。在《徒劳无益》（1918）中，欧文的才华甩开了布鲁克几光年的距离，甚至连罗森伯格也无法望其项背。在这首诗中，他描绘了士兵生存的世界里一幅野蛮的画面，这个世界与后方的读者曾有过的任何遭遇都有着天壤之别。他希望传达的是青春的毁灭、屠杀、残害以及这些恐怖可能永恒存在的观念。与此同时，他发现了一种表达方式，能够让恐怖得到清晰、美丽，但永远可怕的展现：

把他移到太阳下——

即使一次轻微触碰，就会使他苏醒，

魂归故里，犹如没有播种的田野的低语。

阳光曾无数次唤醒他，即使在法兰西，

直到这个清晨，这场新雪。

如今，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唤醒他

知晓这一秘密的

唯有亘古如斯的宜人的冬阳。

想想它如何催醒种子——

曾经，它苏醒过，这寒星下的泥土。

是肢体，弥足珍贵，如此完美，是周身，

精力充沛——而且温馨——却硬得难以复苏？

它亦是使躯体健硕成熟的唯一缘由？

——啊，冥冥之中的何物在驱使虚妄的日光劳作

并彻底打破大地的宁静？

《哨兵》和《反击》等作品则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士兵糟糕的身体状况和战场的恐怖。大屠杀随时可能发生。

我们发现了一个德国老兵躲在防空壕里，他也发现了我们，

并给了我们地狱；狂暴的枪林弹雨袭来

照亮头顶的天空，却从未完全突破。

雨水，不停流淌成烂泥的瀑布，

积成齐腰深的泥浆，每小时不断上涨。

对于欧文来说，战争永远不可能是对任何事物的隐喻——它太过庞大和可怕，只有它自己才能容纳得下。他的诗作的感染力有赖于大量阅读后的累积效果。它们不是“照亮黑暗”的火箭（这是萨松对自己作品的形容），而是一枚枚重型炮弹，不断轰击着读者内心的平静。国家让欧文失望，教会让欧文沮丧，所以他担心自己也会让自己失望。最后剩下的只有战争的经历。 [657]

我已经建立了情谊——

是老歌里幸福的恋人未曾言说的。

因为爱不是美丽嘴唇的结合

以及丝般柔软的眼神长久地张望，

快乐，它的缎带滑落——

但伤口被战争的铁丝网造就，撑起它的木桩还很牢固；

滴血的手臂缠满束缚的绷带；

捆绑着擦拭步枪的皮带。

——《为我的诗歌辩护》（1917）

正如伯纳德·伯尔贡齐恰如其分的评价，欧文自认为兼具神父与牺牲者的角色于一身。众所周知，W. B.叶芝将他排除在《牛津现代诗集》（1936）之外，理由是“被动的苦难不是诗歌的恰当主题”，这一恶意的言辞也被一些评论家认定是出于嫉妒。但欧文的诗歌无疑流传了下来。他在指挥手下的士兵横渡桑布尔运河的战斗中不幸阵亡。那一天是1918年11月4日，离战争结束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许多方面不可辩驳地改变了人们的思考的方式和内容。1975年，保罗·福塞尔（时任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教授，现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在《现代记忆中的大战》中探讨了其中的一些变化。战争结束后，进步的观念发生了逆转，对许多人来说信仰上帝已不再可靠，而讽刺作为一种感情疏远的形式，则“永久住进了现代人的灵魂之中”。 [658]福塞尔还将他所谓的“现代对抗习惯”（也就是说，人们不再将含糊不清视为有价值之物，取而代之的是“泾渭分明的观念”）的起源追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观念认为敌人极度邪恶，他们的立场错误百出且颠倒黑白，因此“必须要求敌人完全投降”。他指出，战争期间英国的性观念实现了进步，其中一方面就是有些在前线失去了爱人的妇女走到了一起，组成了女同性恋伴侣——这景象在20世纪20和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