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反击

一般”（general）能力组成的概念，也就是“g”，他认为这是许多活动的基础。在“g”的基础之上，斯皮尔曼认为，存在着许多特殊的能力，包括数学、音乐和空间能力等。这被称为智力的双因素理论。 [624]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特曼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他依托斯坦福大学，对比奈和其他前辈的测试进行了精炼，使得“斯坦福—比奈”（Stanford-Binet）测试成了一种对“更高级”、更复杂的认知功能的检测，测试内容也涵盖了更为广泛的能力，而不再是传统的对需要特殊教育的人群进行的诊断测试。测试的任务包括词汇量大小、时空定位、识别谬误的能力、对熟悉事物的认识以及手眼协调能力等。 [625]因此，通过特曼的努力，智商成了适用于每一个人的通用概念。特曼还产生了将斯特恩算出的智商（实际年龄处于心理年龄）乘以100的想法，这样可以去掉小数点。因此，根据定义，人类的平均智商变成了100，正是100这个整数使得“智商”激发了公众的联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心理学家罗伯特·耶基斯也参与到研究中。 [626]在战争开始时耶基斯年近40，据说他过得颇为失意。 [627]自20世纪初以来，他一直是哈佛大学的教师，但他的学科仍然无法自立门户，成不了一门科学，他对此颇有微词。比如，在大学里，心理学专业通常是哲学系的一部分。因此，在欧洲战事打响而美国也准备参战的背景下，耶基斯酝酿了自己的宏愿：心理学家应当运用智力测试，为新兵的评估提供帮助。 [628]不要忘了，布尔战争期间，英军新兵在体格检查中的结果之差劲让统帅大为震惊，优生学家也对美国移民质量的不断下降抱怨了多年，而此时正是一箭双雕的机会——通过对大样本人群的评估来获取平均智力年龄的真实值，并与移民的数据进行比较，从而为未来战争提供可能的帮助。耶基斯立即意识到，至少在理论上，美国军队可以极大地从智力测试中获益：不仅可以淘汰较弱的人，也能够选出潜在的最佳指挥官、复杂设备的操作员和信号员，等等。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现有智力检测技术在两方面进行极大的扩展：需要进行群体测试，且这些测试要能够同时区分人才和蠢材。虽然海军拒绝了耶基斯的提议，但陆军采纳了，并给予他很大的支持。耶基斯被任命为上校，他后来还宣称，智力测试“帮助美军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这，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只是夸大其词而已。 [629]

美国陆军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了耶基斯的测验，这一点尚不清楚。但在陆军支持下进行研究的长远意义在于如下事实：在战争的进程中，耶基斯、特曼和另一位名为C.C.布里格姆（C. C. Brigham）的同事对总共不下175万名士兵进行了测试。 [630]当他们在战后对这一史无前例的庞大数据进行筛选后，三大主要结果浮出水面。第一，新兵的平均智力年龄是13岁。这听起来让我们这些20世纪末的人感到很奇怪：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平均智力年龄真的只有13岁，那它几乎不可能在现代世界中生存下去。但在当时的优生学氛围之下，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这样的“末日”场景，而不去考虑该测试可能根本就是错误的。第二，欧洲移民可以通过他们的原籍进行分类（猜猜怎么着？），来自东欧和南欧的肤色较深的人群在得分上要低于北欧和西欧等肤色更加白皙的人群。第三，黑人的得分垫底，平均智力年龄仅为10.5岁。 [63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特曼与耶基斯联手推出了“全国智力测试”，该测试基于军队模型建立，旨在衡量学童群体的智力情况。借由军队项目的宣传，市场推广早已充分，智力测试因此很快成了大生意。特曼也凭借测试销售获得的版税成了富有的心理学家。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新一轮的仇外心理和优生道德思潮袭击美国时，这些战时的智商测试结果很快流行起来，并在限制移民方面发挥了作用。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切的后果。 [632]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最后一项医疗进步来自精神分析领域。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后，弗洛伊德本人起初对同盟国干净利落、兵不血刃的胜利持乐观态度。然而渐渐地，他像其他人一样被迫改变了想法。 [633]在那个阶段，他还不知道这场战争会给精神分析带来如此巨大的命运转折。例如，美国虽然是除德国以外拥有精神分析学会的六个国家之一，但这门学科仍然在许多方面被视为边缘化的医疗专业，与信仰疗法或瑜伽属于一个档次。英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冬天，《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的英译本在英国出版，却遭到了《英国医学杂志》评论文章的恶毒攻击，其中精神分析被诬蔑为“满纸荒唐言”和“一本犹如剧毒的致病微生物的著作”。其他时候，英国医生在提到弗洛伊德的学说时都轻蔑地称之为“肮脏学说”。 [634]

让医学界的态度发生改变的原因在于如下事实：战争双方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罹患炮弹休克症的伤员（又名战斗疲劳症，或者用现在的说法称为战斗神经官能症）。在以往的战争中也出现过士兵精神崩溃的案例，但其数量要远少于身体受伤的情况。这场战争最关键的不同点似乎在于战争行为的特点：猛烈轰炸下的静态阵地战，加上部队里充斥着大量不适合作战的人群。 [635]精神科医生很快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量的平民部队中包括了很多正常情况下不会成为士兵的人，他们不能适应战场的负荷，在轰炸的恐惧之下，他们的“平民”神经症会自主地表达。医生还学会了将这类患者与另一类相区别，该类患者的精神症状更具弹性，但在疲劳的作用下他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人类在战争舞台的聚光灯下受到的审视为心理学展现出丰富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年复一年的和平岁月里是不可能如此昭然若揭的。正如罗林斯·里斯所指出的：“在1914至1918年的战争中，大量发病的战斗神经官能症病例对精神病学界和整个医学界造成了不小的震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对精神病学肃然起敬。 [636]曾经只属于一小群业内人士的奥秘现在被普遍视为宝贵的援助，能够让被战争的恐怖折磨得近乎疯狂的一代人恢复些许的理智。一项针对1043653名英军伤员的分析表明，战斗神经官能症发病率高达34%。 [637]

精神分析并非学界所尝试的唯一治疗方法，而且经典的精神分析形式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显出效果。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同盟国和协约国双方都发现，军官和应征入伍的新兵一样都在战争的重荷下崩溃了，许多情况下他们都是训练有素且非常勇敢的战士，这些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装病。因此，建立远离前线，甚至位于大后方的诊所变得非常必要，这样士兵们在经过治疗后还能返回前线继续作战，这也是人类在战争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638]有两段插曲可以表现出战争是怎样帮助精神分析脱颖而出的。其一发生在1918年2月，弗洛伊德收到了一份恩斯特·齐美尔（Ernst Simmel）撰写的论文副本，后者是一位德国医生，曾在一所野战医院里担任医疗官。他运用催眠疗法来治疗所谓的诈病，还制造出一个假人，好让患者能够朝它发泄受压抑的破坏欲。齐美尔发现自己的方法非常成功，于是向德国战时国务卿申请了资金援助，计划建立一家精神分析诊所。虽然德国政府在战时搁置了这项计划，但他们确实向1918年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