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反击

维生素的理解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进展将最终导向我们现今对健康饮食的关注。但具有最重要的即时效果的进步发生在血液生理学领域，而最有争议的创新是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智力商数）测试。这场战争也有助于精神病学（包括精神分析）受到更为广泛的接受。[608-0]

据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约有5600万人被征召入伍，2600余万人伤亡。 [609]所造成的战伤的性质有别于以往的战争，因为当时高能炸药的威力比以往更为强大，使用频率也大大高过从前。这意味着伤员中有更多的撕裂伤而非穿刺伤，以及更多的手足离断伤——这要归因于机枪的“急速扫射”。由于阵地战的缘故，面部所受枪伤也较以往更为常见；因为很多时候头部是对方阵营步兵和炮兵唯一的目标（而钢盔直到1915年底才被发明出来）。这也是头一次在大规模冲突中出现炸弹和子弹从天空倾泻而下的场景。随着战争的肆虐，飞行员开始将烧伤视为头等大敌。综合以上考虑，医学所面临的史无前例的挑战，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士兵遭到毁容，面目全非，而现代科学的整形手术（cosmetic surgery）为解决这一可怕的情况也迅速发展起来。希波克拉底的先见之明英明无比：战争是外科医生最好的学校。

无论伤口是大是小，伴随的失血总是不可避免。对血液更为深刻的理解是战争带来的第二大医学进展。1914年以前，输血（blood transfusion）几乎是闻所未闻的。而在战事结束之时，它已成为常规治疗手段。 [610]威廉·哈维于1616年发现了血液循环，但直到1907年，布拉格的医生扬·扬斯基（Jan Jansky）才发现，绝大多数人类血液都可以分为O、A、B和AB型四种血型。这些血型在欧洲人口中的分布具有相当稳定的比例。 [611]血型的确定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大量的输血并没有成功，反而导致了患者的死亡。但凝血的问题依然存在：如果不立即将从供体抽出的血输入接受者体内的话，血液将很快凝固。 [612]这一问题也在1914年得到了解决。纽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两组独立研究人员宣布（相互独立并几乎同时），浓度0.2%的柠檬酸钠溶液可以充当有效的抗凝剂，而且对患者几乎无害。 [613]这两组研究者中来自纽约的理查德·拉维生（Richard Lewisohn）优化了配方的剂量，在两年后的法国战场上，它已成为治疗大出血的常规手段。 [614]输血疗法先驱者之一肯尼思·沃克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到来的消息在战壕里迅速传开，对鼓舞战士的士气起到了极好的效果。‘有个从总司令部来的家伙能把血泵入你体内，甚至能让你起死回生’，这样的消息对那些即将冒着生命危险冲锋陷阵的人来说是非常振奋的。” [615]

智力测试以及衍生出来的智商概念，是源自法国的思想，也是生于尼斯的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的心血结晶。在20世纪之初，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并非唯一的行为科学。意大利和法国的颅骨测量和圣痕学派也颇受欢迎。它们反映的是意大利人切萨雷·龙勃罗梭和法国人保罗·布罗卡的观点，即人的智力与大脑的大小相关联，而性格（特别是与犯罪行为相关的性格缺陷）则与面部或其他体貌特征相关联，这就是龙勃罗梭所谓的“圣痕”。

比奈是索邦大学的教授，他没能证实布罗卡的结果。1904年，他受法国公共教育部长委派开展研究，开发有助于鉴别法国学校中差生的技术，因为这些差生需要某种形式的特殊教育。在对颅骨测量法彻底失望后，比奈制定了一系列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极短测验，例如数硬币或判断哪张面孔“更漂亮”等。他并不测试学校中讲授的平淡无奇的技能（比如数学和阅读），因为老师们已经对哪些孩子缺乏这些技能了如指掌。 [616]在比奈的研究中，他非常重视实用性，他也没有让自己的研究带有任何神秘的成分。 [617]事实上，他的想法非常超前，他说，测试的内容并不重要，只要这些题目够多，而且它们彼此之间都尽可能地不同就行。他希望能够做到的是得出一个单一的评分，能够真实反映出一个孩子的能力，不论这个孩子就读学校的好坏以及在家接受辅导的多少。

三个版本的比奈量表于1905至1911年间陆续出版，并在1908年的版本衍生出了所谓智商的概念。 [618]他的想法是将年龄层次与每一个任务联系起来：根据定义，在那个年龄，一个正常孩子应当能够不出差错地完成该任务。因此，总的来说，该测试能够测算出一个孩子全面的“智力年龄”，并可以与他或她的实际年龄进行比较。首先，比奈只用实际年龄减去“智力年龄”来得出分数。但这是一个粗浅的衡量标准，因为一个6岁的孩子落后两年，要比一个11岁的孩子落后两年显得更为迟钝。因此，1912年德国心理学家W.斯特恩（W. Stern）提出应该用实际年龄除以智力年龄，从而计算出智力商数，即智商。 [619]比奈从没想过用智商来衡量正常儿童或是成人。相反，他担心这样做会产生不良后果。然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他的思想已经传播到美国并完全改头换面了。

比奈量表在美国的第一个普及者是H.H.戈达德（H. H. Goddard），他是新泽西州葡萄园低能儿童培训学校的研究主管，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 [620]较之比奈，戈达德是一位激进得多的达尔文主义者，经过他的创新之后，智力测验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621]在那个时候有两个心理学的技术名词，其用法已经与现在不大一样了。“白痴”（idiot）在当时指无法掌握正常的交流技能并因此难以遵循指令，经判定智力年龄不超过3岁的人。同时，“低能者”（imbecile）是指无法掌握书面语言的人，智力年龄介于3至7岁之间。戈达德的第一个创新是发明了一个新名词“痴愚者”（moron），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愚蠢的，而戈达德用它来表示智力略低于正常人的人。 [622]在1912年至战争爆发期间，戈达德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并从中得出了令人震惊（或荒谬）的结论，即50%至80%的美国公民的智力年龄小于等于11岁，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痴愚者。戈达德也震惊了，因为对他来说，痴愚者是对社会的首要威胁。一方面，白痴和低能者都显而易见，把他们关起来也不会引来过多的公众关注，而且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基本不可能繁衍后代。另一方面，对戈达德来说，痴愚者永远不可能成为领导者，甚至连自主思考都无法做到。他们只能是工人和唯命是从的苦力。他们为数众多，其中的大多数将会繁衍出更多他们的同类。戈达德真正的忧虑在于移民，在一组研究中他获准对当时刚刚抵达埃利斯岛的一批移民做了测试，结果令他自己非常满意（并再次震惊）：多达五分之四的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俄罗斯人都是“痴愚者”。 [623]

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继承了戈达德的方法，并将它与查尔斯·斯皮尔曼的方法结合在一起。查尔斯·斯皮尔曼是一位英国军官，曾在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威廉·冯特门下学习，并参加过布尔战争。在斯皮尔曼之前，心理学这门新兴科学的多数从业者都只对处在智力量表极端情况的个案（极度愚蠢或非常聪明的类型）感兴趣。但斯皮尔曼感兴趣的却是擅长某项心理任务的人群对其他任务的擅长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形成了智力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