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血之阶梯

骗，毫无意义；甚至它只是在宗教统治世界时人类从所处的天堂向下堕落的又一个最低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摩根没有涉足这些哲学辩论。作为一名经验主义者，他意识到遗传学比大多数优生学家所认为的更加复杂，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狂热分子所青睐的粗鲁控制技术并不能实现任何目标。于是大约在1914年，他摒弃了优生学运动。他也意识到最近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没有支持种族生物学家眼中理所当然的观点，最明显的是他一位同事的研究。这位同事的办公室位于第七十九街和中央公园西大道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离纽约上西区的哥伦比亚大学只有几个街区。我们将看到，这个人的意见和论证会和摩根一样影响深远。

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于1858年出生在德国西北部小城明登。他原本是一位物理学家和地理学家，后来出于对爱斯基摩人的兴趣成了一位人类学家。他移居美国并向《科学》杂志投稿，后来又担任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博厄斯个头不高，头发乌黑，前额高耸，待人和蔼。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研究了数个美国原住民群体，调查了北太平洋沿岸印第安人的艺术和温哥华附近的夸扣特尔印第安人的秘密社会。赶着当时盛行的颅骨测量学的潮流，他也对儿童的发育产生了兴趣并制定了一系列被他称为“头颅指数”的物理测量方法。[491]博厄斯的涉猎广泛和不知疲倦使他声名鹊起。他和《金枝》的作者詹姆斯·弗雷泽爵士一道，为将人类学建成受人景仰的研究领域贡献了力量。因此他也被委以任务，帮助1900年美国人口普查小组记录原住民的人口，并应美国参议院迪林厄姆委员会的要求开展研究。该研究报告发表于1910年，而它的诞生源于政治家对优生学种种不成熟的忧虑：美国正在吸引过多属于“错类”的移民；民族“大熔炉”的做法不可能一直有效；而移民的后代出于种族、文化或智力的原因也许不能或不愿被同化。[492]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不是一个罕见的观点，但以我们现在的角度考虑，1910年时这些限制主义者的某些特定担忧是非常奇怪的。他们的忧虑集中在移民的体貌特征等方面，尤其认为他们是“退化”的族群。博厄斯被要求对一组移民家长和孩子的样本进行计量生物学评估，这在当时已经是无礼的举动，假如放在今天必然是非常可耻的。随着新的遗传科学开始大行其道，许多人深信体型是完全由遗传决定的。博厄斯的研究表明，移民的同化速度实际上非常快，几乎不用一代，或者最多两代就能与当地人在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方面打成一片。博厄斯本人就是移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艰苦而漫长的迁徙之旅并没有对新移民造成多大的影响，他们希望能在新的国家里出人头地。大多数的移民渴望安定的生活和繁荣的未来。[493]

尽管博厄斯贡献良多，《迪林厄姆委员会报告》（长达十八卷）得出的结论却是：来自地中海地区的移民“在生物学上比其他移民低等”。不过该报告并未建议驱逐“退化种族”，而是将火力集中在对付那些可以通过阅读和写作测试确认出来的“退化个体”。[494][494-0]

鉴于迪林厄姆委员会的结论，博厄斯于当年出版的第二本书具有更大的意义。《原始人的心智》（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很快就成了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在英国几乎家喻户晓，而德文版后来遭到了纳粹分子的焚毁。与其说博厄斯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类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测量学家和统计学家。和摩根一样，他是一名经验主义研究者，致力于使人类学尽可能成为一门“硬科学”，并专心于研究“客观”事物，比如身高、体重和头部大小等。他还游历四方，结识了若干不同的种族或民族团体，并清楚地认识到，对大多数美国白人来说，他们与所谓其他种族的接触基本上仅限于非裔美国人。

博厄斯在《原始人的心智》开篇写道：“文明人为自身的惊人成就而自豪，从而鄙视人类大家庭中其他发展程度不及他的成员。文明人征服了自然力，使其为己所用。”[495]这种说法带有一定的引导性，让读者先以身为文明人而沾沾自喜。但博厄斯随即开始质疑（并倾全力消除）“文明人”和“原始人”之间的差异。在近三百页的篇幅中，他小心地为事实和论证的大厦添砖加瓦，将当时的传统“智识”完全颠覆。例如，心理测量学研究将巴尔的摩黑人与巴尔的摩白人的大脑进行了比较，发现二者在大脑结构，尤其在额叶、眶叶和胼胝体的相对大小上存在差异。博厄斯则表明同样的差异也存在于法国北部和法国中部的人群之间。他承认黑人的头骨在尺寸上比所谓的“高等种族”更接近猿类，但他提出，白种人也有更接近猿类的特征，他们体毛比黑人更多，而且相较黑人拥有与其他灵长类动物更为接近的嘴唇和四肢比例。他也承认欧洲人的脑容量均值为1560毫升、非洲黑人为1405毫升以及“太平洋黑人”为1460毫升。但他同时指出，他调查中几百名杀人犯的平均脑容量竟然也高达1580毫升。[496]他认为，“原始”种族完全有能力实施非冲动的受控行为去达到相应的目的。而只要你能正确地理解他们的语言，你会发现这些语言同样也是高度发达的。比如爱斯基摩人的语言里关于雪的词汇要比其他语言多得多，原因显而易见，因为雪对他们更为重要。他还驳斥了有些语言不含十以上数字的观点。虽然某些美洲土著部落的语言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部落的成员在学习英语之后仍不能用英语数到十以上。[497]

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的一大重要特色在于其卷帙浩繁的旁征博引。人类学、农学、植物学、语言学和地质学等证据无一不包，而且这些证据通常来自批评家鞭长莫及的德文和法文期刊。在最后一章“美国的种族问题”中，他调查了意大利的卢卡和那不勒斯、西班牙以及德国的易北河以东地区。这些地区都经历过大规模的移民和种族融合过程，且基本没有发生过身理、心理或道德层面的退化。[498]他认为，许多所谓的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其实转瞬即逝。他以自己关于美国移民子女的研究为例证，解释了移民如何在至多两代之内逐渐与周围的原住民实现同化，甚至包括外形体貌方面。在书的结尾，他呼吁未来的研究着眼于移民和非裔美国人适应美国生活的方式，以及比较这些移民与仍生活在欧洲、非洲或中国的同胞之间的差异所在。他说，研究者是时候停止专注于那些强调虚构或短暂差异的研究了。“抛开种族和环境等因素，世界范围内基本习俗和信仰的相似性是如此普遍，而种族［看起来］……已经无关紧要”，他写道，并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即人类学的研究结果将“教会我们对不同于自身的文明形式抱有更加宽容的态度”。[499]

《原始人的心智》堪称杰作。博厄斯运用自己日渐卓越的影响力，引领人类学家和芸芸众生远离了线性进化论和种族理论，走上了文化史的道路。他对于文化史的推崇塑造了也许是20世纪纯思想领域最重要的成果：相对主义。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是这种思想唯一的倡导者。而在二十年之后，他的学生（尤其是玛格丽特·米德和鲁思·本尼迪克特）才重新扛起了这面大旗。

就在博厄斯研究夸扣特尔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的同时，考古学家也在美洲原住民的历史领域取得了进展。其推进力在于，美洲原住民所拥有的文化和历史要比种族生物学家所愿意承认的丰富有趣得多。而随着出身于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海勒姆·宾厄姆（Hiram Bingham）的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日趋